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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晚上，又是我自己面对那陌生而略有些阴森的环境了。想起明天我就要接受那种传说和印象中可怕的治疗，我真的有些紧张和异样的感觉。就像是等待判决的死囚？所有能想得到的可能性我都想过了。或者我会因此而变傻，踏上一条不归路？或者我会因此而疯狂，再也没有烦恼和忧伤？或者我会因此而消沉，再也没有独立面对的勇气和自信？或者我会因此而振作，恢复那久违的热情和希望？霆已经离开了，我再搭上自己还是否有意义呢？是否值得呢？但是没有了霆的日子，我又该怎么面对呢？我还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吗？如果我疯了、傻了，我的父母怎么办？他们会更加痛苦。但是如果我不疯、不傻，就这样硬挺下去，我能挺得住多久？天天陷入这种痛苦的回忆和思念之中？时时感受着被爱人遗忘在这个失落的世界上的孤单感受？那可怕的一个人的长夜，我所有的话都没有一个对像去倾诉！再也不会有人关心我、在意我最细微的快乐和痛苦。因为这些快乐和痛苦只能和深爱着你的人去分享。没有了理解、没有了支持、没有了安慰。没有了同甘共苦、白头偕老的理想，没有了彼此相知、默契相对的境界。我就像是失去了意义和作用的兵符，寂寞冷清的等待着自己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另一半。生命对于我没有了丰富和多彩的素材，剩下的仅仅是一种为了守望而守望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究竟能坚持多久？无非是受更多的痛苦和煎熬，疯癫和死亡是迟早的事情，那所受的这一切又是何必？
我甚至有些紧张和兴奋，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是死亡还是新生？最后竟然变成了一种期盼，期盼着那种“执行”的迅速到来。我突然觉得这也许就是我最后清醒的夜晚，我必须要留下点什么！我拿出霆的照片，端详着、亲吻着、酝酿着，我知道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天一亮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定写一首诗。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很反对我的诗。因为我喜欢中国古典的格律诗，而老师一再强调，新青年要写新诗，可我却依然我行我素，对格律诗情有独钟，坚持到底。因为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变得格外激动。护士小姐来寻房的时候，我跟她借圆珠笔用一下。她竟然答应了，但是要求我把写的东西让她看一看。我拒绝了，我说这是一个秘密，一个不属于我们人间的秘密。护士小姐倒也没有太勉强，问了一下大概情况，很高兴地对我说：“这是你入院以来第一次讲话，也许是个好的开始，希望你能敞开心扉，配合医生的治疗，早日康复。”我微笑着感谢她，让她感觉她完全可以放心地把我自己留在这里，不用这样眼对鼻子地监视着我。她好像明白我的意思，知趣地走开了。我迫不及待地在床头柜上写下了这首诗，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天就亮了：
浣溪幽兰空芬芳，馥郁翠璞自调荣，
有情何须常相守？但以清桂代年华。
穹庐牛郎织女恨，东海后翌断魂崖，
世间无限有情事，满眼无奈卧凉沙。
道是有情终须有，奈何余桃断袖衾，
紫石街上约旧友，闲话颦起青黛稍。
笑见霜凝青丝鬓，难觅清华旧绢裘，
驭麟跨虹天菁远，泪落入伴油雨霄。
犹恐晨啾嘘欢梦，无以聊解思卿愁，
踏露寻径剜春笋，再以琼浆醉我楼。
天亮了，一切都复苏了。这种“执行”也终于降临了。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姓徐的大夫。他一大早就来到我的病床前，嘱咐护士为我量体温、血压和脉搏。然后拿着我的一大堆检查结果、化验单局和透视样片一边翻动，一边让护士给我皮下注射了一针药物。我有些开始紧张了，但已经没有退路，索性把心一横，坦然地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那冥冥之中从未轻易露面的宿命之神。就要开始治疗了。徐大夫亲自为我检查了一遍，确认我周身没有皮带、领扣等尖锐物品，然后就让我躺到治疗台上。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我背后两个肩胛骨之间放上了一个很硬的灌了沙子的枕垫。然后还把一个缠着厚厚的纱布的压舌板让我像狗叼骨头一样地咬住。然后把旁边一个和电话机差不多大的机器上的两个和修理收音机用的电烙铁一样的电极在一小缸生理盐水里浸泡了一下。几个身体很强壮的小伙子按住我的四肢和下巴，这时我真的有些惶恐和害怕了。徐大夫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没关系，别怕害，很安全的。不用紧张，越紧张就越不好了。放松，一会儿你就会睡得特别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然后他就调好了电流，在我两边的太阳穴上猛地一击。我感觉到一种类似灼烧或者刺痛的感觉，还来不及分辨的情况下，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人在我床前看着我。我四处看看，才知道是在医院，而且是一间只有一张床位的观察病房。其他的，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感觉到刚才真的是从一个死寂的梦境中醒来，那里什么都没有，连黑暗都没有，完全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一段空白。我认不得床前的人，不记得任何事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我只感觉到头痛发晕，口干舌燥，很想呕吐。我想坐起来，却发现我好像刚刚跑完一个很长的越野赛一样，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所有的肌肉和骨骼都酸痛难忍。我尝试了两次，都没坐起来，后来是别人扶我坐起来了。当然，我还享用了一顿很丰盛的营养美餐。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好像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新生儿，坦然而新奇地面对这个世界。晚上，我睡得很安稳、很踏实。
第二天，徐大夫通知我中午接受治疗，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单独在病房里待一个上午了。我一个人站在病房窗户的边上，看着病区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杂货摊子。有一个穿着非常土气的中年男子，在守着那个摊子。天气好冷，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戴着一副黑色的手套，手里拿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大簸箕，迎着风簸着很多种分装在不同位置上的口味迥异的瓜子。他的神态特别认真，一点点簸，一点点择，一点点装。似乎每做一次重复性的工作，他就会特别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簸干净的瓜子，犹如画家注视着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最得意的油画作品一样。中午有两个人来看望我，我看这其中的那个女孩子很面熟，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了。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我才想起来，她是马红芳，但是我却仍然没有表现什么。更着他一起来的那个既高大又英俊的男孩子，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马红芳的男朋友。也许是张新面孔？我没理会太多，却慢慢回忆起霆的死和我的入院。
中午我又作了那种治疗。傍晚醒来的时候，却看见中午来看我的那两个人在我的床前，医生护士却不见踪迹了。马红芳哭泣着，那个大男孩也在哭泣。我惊奇地看着他们的哀伤，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仍然只是想要呕吐。等我俯身在痰盂里吐尽了几乎最后一口绿色的胃液和胆汁之后，几乎快要虚脱了。徐大夫来了，在马红芳和那个大男孩的一在恳求下，徐大夫却无动于衷，还是倔强地将他们赶出了病房。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发呆，盯着雪白一片的天花板，保持着自己头脑里的一片空白，根本就是无意识的发呆，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用去想，仅仅是发呆而已。每天在做治疗之前，我就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来，但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和场面。但是我的情绪却明显的好转了许多，因为没有记忆，所以就没有了痛苦和忧伤。我开始说话，并且还合同病房的病友嘻嘻哈哈开玩笑。虽然如此，但是我仍然经常会对床头柜里的那两本影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看着里面我和另外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在很多地方的留影，实在是有些似曾相识、却又无从记起的感觉。就这样过了三四天的光景，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一切都改变了。
那也是一个下午，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看到马红芳和每天都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大男孩。我已经可以记住他们了，但是却对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很全面的回忆。看见我醒来，那个大男孩好像很高兴似的，她让马红芳给我一些可以记起他的提示。马红芳着才对我说这个大男孩叫王炜健，曾经是一名依仗兵，贵州人。退伍后自己来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现在在一家模特公司供职。据马红芳说他曾经和马红芳的男朋友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自称是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那种人。马红芳就谈起我是她的老板，也是这种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人，而且有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于是王炜健就很感兴趣，几次要求马红芳带他跟我和霆见个面，所以在后来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在马红芳的介绍下，在酒吧里见过我和霆。并且非常崇敬和赞叹我和霆的爱情。他是在听马红芳说起我们现在的遭遇之后特地来看望我的，希望我能振作起来。
整整一个下午，在马红芳的提示下，我的记忆开始恢复，我再一次开始痛苦和悲伤。但是我理解马红芳。在她看来，我的精神失常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思维和记忆，所以医生的治疗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善。我听马红芳说，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治疗室外面看见了我接受治疗的过程，他们说简直是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虐待。他们说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声之后把他们就吓呆了，然后我浑身变得僵硬，疯狂地抽搐，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当时的状况太惨了，他们差点跟医生打起架来。然后他们就要求在观察室跟我单独见面，尝试让我恢复记忆，并且要求停止对我继续进行治疗。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但是我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种别人看来恐怖万分的电休克疗法对于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痛苦，但是却非常有效地让我可以暂时地失去全部记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让我不再忍受痛苦和孤独的煎熬，傻乎乎地生活在婴儿一般的纯真年代里。我甚至开始不愿放弃这种治疗方法带给我的安详和快乐。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很认真地想要说服我，只要我同意，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不再接受治疗。那个大男孩甚至认为不管我是不是同意，都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在这里住下去只能被那些可怕的医生控制思想，变成没有思维的傻子和奴隶。我知道我必须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复，不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我肯定地告诉他们：“我喜欢这里，这里没什么不好……”他们显然是失望了，离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互拥抱着慢慢离开。我在窗户上目送他们两个人远去，心里却因为恢复了对霆的记忆而一阵阵伤感涌上心头。
天气越来越冷了，北方的天气总是这样，乍冷乍热的，好像季节的变换，总是在人们不经意地打个盹儿之间就完成了。周勇也来看过我一次，但是并没有按照他们拟定的计划那样，轮流来照看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马红芳来。有的时候，她会带她的男朋友来，有的时候会和王炜健一起来。不管什么人来，我都装作没有记忆或者清晰的意识。虽然表面上如此，但我的心里却慢慢开始回忆起所有的事情了。治疗仍然在进行，除了电休克疗法，医生还经常会和我谈话。也许医生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经历，在谈话中，他总是安慰我，让我消除负罪感。他总是鼓励我把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说出来，并且告诉我同性恋的人很多，不能算是一种病态，不要害怕和感到羞耻。他说，倾诉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会替我严守我个人的所有秘密。他说，倾诉也是一种放弃，一种发泄。人可以通过倾诉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和包袱，让自己重新充满活力，变得开朗和自信。他总是很耐心，用诚恳的眼光看着我，握着我的手。
但是我也许让他感到遗憾了，我下定决心什么都不说。他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心，甚至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身上，甚至从西方的经典名著到时下的流行音乐，从金钱到人生的价值观、贞操观，什么稀奇古怪的话题都谈。我虽然心里非常感谢他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却仍然感觉到孤独。我明白，这种理解和宽容实在是太有限了，也许仅限于此时此刻？也许仅仅属于成功和辉煌的我？仅仅属于把爱情幸福和稳定维持下来的我？而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人们甚至会因为我曾经接受精神病医院的治疗，把所有的同性恋都看成是精神病患者。在这些人眼里，人的生命不再平等和值得尊重。也许真的是那种所谓的“去个性化的责任分散”在起作用，让所有的人都变得疯狂而狂躁。同性恋、艾滋病、吸毒、妓女和MB全部混为一谈，并且无一例外的成了被鄙视和镇压的对像。似乎不将他们全部赶尽杀绝，人们就无法平静下来。在挫骨扬灰之后还要加上永世不得翻身的恶毒诅咒才后快。人性在此变得淡漠，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乐于践踏生命和精神的法西斯情结。纵使医生再怎么说，外面世界残酷的一切还是要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谁也替代不了我。所以我保持缄默，我决心将缄默进行到底。
可惜的是电休克疗法已经让我无法失去记忆，我必须在短暂的睡眠之后继续面对心灵的煎熬。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刚刚加入小春他们才九个月的大男孩儿，据说他也和小春一样，仍然在校。那个大男孩叫杜力民，只有十九岁，虽然不是那种面孔漂亮，却特别有质感、有味道。他的装束从来不惊世骇俗，而是那种特别青春、阳光的样子，当然，从他的个性中也可以看出他前卫、时尚和愤世嫉俗的很内在的张扬！听说他刚刚脱离见习期就马上走红，很会笼络客人们的心，所有的情感表演和X爱技巧都很到位，很多人说他将来可能会接替麟哥的位置，改变他们那个圈子里群龙无首的状况。我曾经也半开玩笑地问过他是不是打算接替麟哥？也许是因为我的身份不对，毕竟在他们看来，我不是客人，而是他们的朋友，是自己人。所以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竟然表现得非常羞涩和腼腆，红着脸尴尬地一笑：“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在拿我开心的，你不要相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练习健美。每天下午的三点到五点，都会去健身房。确实，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非常注重自己的体型的变化。不仅仅是控制体重的问题，而是注意自己的骨骼肌肉状态和曲线的玲珑匀称。所以很多人脱掉衣服之后，会带给人一种有些不真实的完美。这比他们漂亮的面孔、迷人的眼神、优雅的谈吐、高贵的气质更重要。毕竟，这才是给客人第一感官刺激，并满足客人所有直接要求的唯一条件。
可就是那个腼腆的杜立民，曾经想我诉说过他的绝望和恐惧。他和父亲住在厦门的开元区，是在十一岁父母离异的时候，被判给父亲抚养的。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跟着妈妈走了，据说去了大连。他父亲原来是工人，后来开出租车，再后来开了一家旅游用品商店。平时基本上没有时间管他。听他说他父亲从工厂下岗之后，就开始酗酒，并且变得性格非常怪异，经常拿他出气，无端打骂。后来在出租车公司找到了一个职位，才发生了改变。等到开了旅游用品商店之后，也许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才开始心疼自己的儿子了。可这时候他也考到上海来念大学了。虽然他不会跟自己的父亲记仇，但他父亲酗酒的那段日子给他的伤害和恐惧感却似乎永远都不能弥合了。到了上海，没有了原来环境里的种种压力和影响，他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通过网络，他知道了Gay圈的存在，并主动向这些人靠近，终于因为他特殊的气质和身体条件，被带入这个圈子。他说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觉得新鲜，想放纵自己一下，尝一尝堕落的感觉。可当他自己的裸照被对方作为要挟，他不得不在巨额赔偿的合同上签字的时候，他才痛骂那个把他带进圈子来的人。他觉得自己被骗了，被彻底出卖了。也许真的如他所说，至少在三年内，他真的失去了自由。
陷入这种困境后，唯一能够安慰他的就是那每个月打入他信用卡里的巨额酬金。说起来也滑稽，他开始痛骂的那个把他带入这个圈子的人，竟然成了他现在最好的朋友——谷洪涛。他的绰号“大头仔”也是谷洪涛给他取的，他也挺喜欢大家这样叫他，在他看来，这样叫他显得很亲切，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一样。至于谷洪涛把他带进的这个圈子，他现在已经无所谓，麻木了。可当时他刚刚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他经常会被噩梦惊醒，梦到自己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被所有的人唾弃与嘲笑。而现在他说自己学会了被动的面对和主动的坚强。甚至有些孩子气地因为自己经常可以显得比同学们阔绰，而恶作剧似的兴奋不已。金钱对他来说真的成了一种游戏人生的资本，他其实并不像别人那样对此看得很重。他说自己曾经发誓要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泰门，散尽黄金之后，到远离人群的荒野里去诅咒金钱。他那种神态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那个疯狂的人。总让人觉得他在隐喻自己的不幸未来似的。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狗屎不如。”可从大家的口中，我知道他是一个具有同情心和美好品德的人。他用自己的钱资助了失学儿童，帮助过贫困家庭，救助过癌症患者。甚至会因为街上的年老、残疾的乞丐而落泪。就连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和他们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们的事情，他也都会非常热心、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口碑极佳。而此时他却给了自己这样一句考语，真的让我头皮发麻，不寒而栗了。
我劝他不要这样看待自己，他在大家心目中真的是个很好的人。他却很认真地告诉我，在别人眼里什么样，他并不在乎。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赎罪，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获得自己内心的坦然和宁静而已。他说这个圈子是条不归路，走上来了，就回不去了，掉不了头了。厄运迟早会来，死了都不会清净，会糟人唾骂的。我问他为什么不拒绝签约？他说那样的话，他父亲会被他的裸照活活气死的。我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将来，是否有什么打算。他给我的回答更让我揪心的疼痛了。他还是那种小孩子一样的羞涩地笑：“没想过，也许根本就来不及有未来。我们这种人，死了也是活该，不会有人同情我们的。就算是我们得了艾滋病，也是那种‘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类型，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进到这个圈子里，只要进来了，你就完蛋了。就变得跟妓女、白粉客、圈外的Gay一样了，是被人诅咒的。只有那些所谓‘意外’的hiv感染，才是‘无辜’的，我们永远是人们眼里的垃圾、渣滓、粪土，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这样的人，会有未来吗？不知道别人，至少我是无法改变自己现在的状况了。既然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就暂且忍耐、得过且过吧。”
那么此刻，面对徐医生的善意诱导，我也只能保持缄默。就像大头仔说的“得过且过”吧，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社会，可也无法改变自己。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所以我宁肯变成疯子，更容易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医院的这段日子，我的生活变得宁静和平淡，一切好像都成为了尘封的记忆，我不想再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只想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秋叶纷飞，看着那个守着杂货摊的中年男子。因此我拒绝了马红芳提出的终止治疗的建议，也下决心不会像徐医生说出我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样，我就像一张谁也读不懂的技术施工图纸，只能被他们高高地悬在那儿了。一天早晨，我在水房里洗脸，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一点点小伤口。我看着手里的剃须刀，突然想起霆曾经拒绝我用他的剃须刀，当时我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嫌弃我，而此时我突然间体会到了他的心境。我把脸贴近盥洗镜，看着殷红的血从那小小的伤口一点点渗出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头目一阵阵眩晕，几乎使我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我并不是晕血，而是想到了就是这血液的污染，使霆选择了放弃、彻底的放弃这个世界。看着血液的颜色，我意识到了生命的新鲜和脆弱。我的眼前出现了霆最后定格在血泊中的绝望和空洞。我的心脏和气管像是被钳住了一般，使我快要炸裂和窒息。我用右手的中指尖蘸了一点自己下巴上鲜红的血液，放到自己的眼前凝视着，想起那突然间被命运葬送的爱情，不由得悲从衷来，泪水无可遏制地滑过我的脸庞。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的床号：“三十三床，你怎么了？”我吓了一跳，赶快掩饰自己的眼泪，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等我抬起头来，从那已有斑驳锈迹的盥洗镜里看见了我们病区的护士长。她很惊讶地看着我：“你在哭吗？”我知道刚才的掩饰更糟糕了，只能表明我的神智清醒，仅仅是在拒绝配合治疗而已。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仍然硬着头皮，漠然地看了看护士长，故意嬉皮笑脸的朝她笑了一下，提起脸盘来就走。
走廊里，我突然间感觉到刚才的那个笑是那么牵强，不但没有缓解自己的情绪，反而更我倍感凄凉和酸楚。我才意识到什么叫“强颜欢笑”的感受，才明白痛苦时做给别人的笑脸对于自己是多么的残酷，而我的霆就曾经无数次的经历这种折磨和残酷。走廊里正在做清洁的护工和来回寻房的护士很多，我没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情感，等回到病房，我才蜷缩到被子里默默地流起泪来。护士长一定把盥洗室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徐医生。徐医生在察房之后，再次和我单独谈话。他单刀直入地说早晨我有哭过的事情，这是一个好兆头，希望我能巩固治疗成果，积极配合医生。然后他竟然突然间对我说：“下午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其实一直就很正常。”
听到这句话，我愣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徐医生猜透了我的心思？还是我的伪装有了破绽？或者是马红芳他们毅然决然地坚持我出院的结果？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徐医生在试探我，所以我继续木然地盯着他，一动不动。他一直在看我的眼神，我就把眼神净化得至真至纯，呆呆地看着他。盯了一会儿之后，他似乎放弃了，同时在不经意间皱了皱眉头。也许他在纳闷儿，他的判断竟然失误了。他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离开了病房。看着徐医生健壮的背影，我想起霆那高大清瘦的背影。霆的迷人笑容和永远也说不清楚含义的眼神，纷纷乱乱的出现在我的眼前，霆的气息和嗓音，霆的倔强和伤心，一切都重新变得清楚起来，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摆脱那段记忆了。也就是说，我剩下的生命已经注定了要在对霆的思念中度过，不管我怎样努力，都不会有所改变了。
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我反而冷静和安心了。在我做电休克治疗之前，徐医生最后对我说：“希望你考虑清楚，如果你神智清醒，请一定要与我们配合，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我的诊断和治疗计划。你知道，电休克疗法，实际上是利用电流刺激，让大脑细胞暂时性缺血缺氧，脑皮层充血水肿之后从新复原的机理进行治疗的。根据病情才能决定使用的强度和频率，否则会后患无穷，这不是开玩笑。你今天在盥洗室到底为什么哭？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异常还是正常？只有你才知道答案。利害关系我讲清楚了，你自己权衡好了。”我知道只要我不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根据脑电图等手段了解我的精神状况的。那些检测手段仅限于器质性病变或者外伤等造成的精神疾病很有效果，对于心因性的变化是无从查起的。徐医生看到我的答复也许是一个“永久地期待”了，只好放弃了最后说服我的尝试。果然，那天下午我的治疗有所改变，电流减弱了。我的休克和睡眠也必然地缩短了很多。不过这也到好，我可以翻看我的相册，尽情胡思乱想了……
不管电休克是否行之有效，不管我是否还能有短时间的失忆和轻松，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周围的人把我当作疯子好了。这样总比他们把我的情感和痛苦视作妖怪和变态要好一些。遗憾的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一天中午，马红芳陪着我从院子里散步后回到病房，看到了愤怒的王炜健。他让马红芳回避，说有事情要和我单独谈一谈。看来马红芳很信任王炜健，他一说有事情单独和我谈，马红芳就答应了。马红芳出病房的时候带上了门，而我唯一的病友正在做脊髓液的检测，也要下午才能回来了。病房里真的只剩了王炜健和我。我毫无表情地看着王炜健极富男人个性的面孔，全身上下一动不动。但是王炜健却一直死死盯着我，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病历纸，展开之后在我眼前晃动着：“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慢慢把目光移向那张纸。我看到那张纸上的字，才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因为那张纸上是我前段时间，在做电休克疗法之前，害怕以后真的变成傻子而写的那首格律诗。最可气的是那个护士在上面填写了日期。而我一直把它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连我自己也忘了。现在却被王炜健发现了。
我知道，什么解释都没用，索性就闭上眼睛不再解释了。我早已经学会了这种回避问题的方法，最直接、最有效。王炜健的个性就是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含糊。不知道是不是与他当兵的那段经历有关？看得出来，他已经猜到了我并没有完全丧失神智，或者说是猜到了我在逃避而装疯，因此他确实非常生气。说起来好笑，好像四川一带有一句骂人的口头禅叫“装疯”吧？而我现在的状况正是名副其实了。王炜健在尽量压住自己的冲动，但是我却听出语气中不是气愤，而是哀求：“张总，张振宇，我求求你了，这辈子我没求过人，这回算我求你了，别再继续下去了，好吗？该结束了。”我确实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睁开眼睛看着他。他的表情既像痛苦，又像愤怒。他指着那张处方纸：“你要我相信这是一个疯子写的吗？”我没有说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王炜健耐着性子跟我说：“够了，别再惩罚自己了，这一切不是你和他的错。你就这样消沉下去，有什么用？他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逃避，能是永远的吗？你总要面对你的公司和家庭。一切都在发展，并不是没有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的哀伤不会使别人的快乐发生改变。不会有人记住你们的爱情，你必须要坚强起来，才能向世人证明你们的爱情不是一个只能导致死亡和痛苦的错误。我不会说那么多花言巧语，但是我认为这足够了。收拾东西，跟我出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一动不动。希望我的漠然能让他知难而退。可谁知道他完全不理会我的漠然，抓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里提起来：“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收拾东西，废话少说，跟我回家！”我的胳膊被他拧得生疼，我实在快要忍不住了，只能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呻吟着，希望他放手。他好像更愤怒了：“说话！怕疼就跟我说话！你不说话，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新兵蛋子我都收拾了那么多，上面专门让我剃最难剃的刺儿头，我还收拾不了你？跟我说话！”我终于忍不住了，那种酸、麻、胀、痛混在一起的滋味实在难受。我尽量忍住眼泪，无可奈何地说：“放手吧。”王炜健这才就势把我往床上一推，我就跌落在床上了。我捂住他拧得已经麻木的胳膊，一时根本回不过神儿来。缓了有半分钟的光景，我抬眼看王炜健。这才发现他用一种恶作剧后的微笑面对着我，但我也能够看出来，他的眼神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对我的心疼和关切。毕竟我跟他还不熟悉，所以我低下头，不想跟他多说什么。
他坐到我身边来，想伸手抓我的手，我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但我意识到他不会再像刚才那样对我的，所以我又停下来了。他也停下来了，然后把自己的手在大腿上拍了一下，掩饰着他的尴尬：“疼吗？”我尽量保持着冷漠和矜持：“嗯。”他有些歉意地笑着：“对不起了，是你逼得我没办法。”我没吭声。他顿了一下，见我没有反应，只好继续说：“我要是不发现你的诗，你打算装多久？”我冷冷地说：“不知道。”王炜健来回攥着空空的拳头：“其实就算我没发现你的诗，我也已经怀疑你了。假装就是假装，总会有破绽的。”我实在不想和他探讨这个让人沮丧的话题，所以干脆继续沉默，不赞一辞。他看我似乎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只好另找话头：“你做电休克害怕吗？痛苦吧？”我摇摇头：“没感觉。”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你真是……我简直……没法说了。要是真的傻了怎么办？你自己不知道，你看上去有多惨。”我抬起脸来，不经意间和王炜健四目相对。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眼睛里有非常明显的火辣辣的欲望，炽盛而灼热的欲望，无法熄灭的欲望。我本能地低下头，避开了。
王炜健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得私密跟柔和起来：“回家吧，对他的思念不一定必须在这里。回来，有我们大家的照顾，你会快乐一点儿。”我突然抬起头：“你会更快乐，是吗？”王炜健愣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什么意思？”我不知到哪儿来的一股邪火，使我真的不计后果了：“我看得出来，你看上我了，想干我，对吗？来呀！现在就干啊！你不是也在假装吗？为什么不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来吧！干我吧！干死我吧！我也无所谓了，我就是个婊子！你随便！”我越说，火越大，最后的一句话竟然变成了大声的叫喊。王炜健显然是被我刺痛了，也气极了。他劈头就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我捂着脸，才突然觉得把自己看的一文不值，才真正放下了一切伪装和虚伪的面皮以及架子，所谓的“俞堕落俞快乐”也许就是这种原理吧？那真的是一种最彻底的放松和发泄。我看着王炜健，笑起来。虽然是笑，却是没有声音的，类似偷偷的难以忍住的开心的笑。这次轮到王炜健心里没底了。他看着我有些不知所措了。说实话，我从小到大真的很少挨打，这一巴掌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感觉到我那种因为听的离开，而给我造成的等待良心的谴责的痛苦，终于用这种方式变成了一种实际的惩罚，这要比憋在心里舒服多了。所以我笑了，可这种确实发自内心的有些酸涩的笑，王炜健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明白其中的涵义的。
王炜健走到我身边搂住我的肩膀：“对不起，我不该……”我用笑制止了他要继续说下去的话，然后点点头，接过话头来：“谢谢你，真的，我感觉好多了。不怪你，只能怪我自己太贱！我是不是很变态？”看着他一头雾水的样子，我倒真的笑得更开心了：“贱也好，变态也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跟任何人不相干。你别担心，既然你都知道了，继续在这儿呆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跟医生说，办出院手续吧，我回家。”王炜健有些意外：“你同意了？”我点点头：“对，同意了。”王炜健一副惊喜的样子，喜滋滋地，特有成就感地看了我几眼，硬梆梆地点了点头，高兴地离开病房去找医生了。之所以说他的动作硬梆梆，是那种感觉，透着一种男人的刚强和倔强，还有一种当过兵的男人特有的坚决和羞涩。那天，我真的回家了。但是徐医生在我临走的时候再次跟我单独谈话，告诉我要学会自我调节，因为我的抑郁症症状还很明显，随时有自杀倾向的演变可能。所以还开了一大堆有关类似的抗抑郁药，一样样亲笔写上用法及用量，告诉我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来复查自己的精神状况。于是，我又必须独自面对残忍的现实和冰冷的世界了。离开医院的那一刻，我回头看着镶嵌在背景墙上的那一溜医院名字的铜金大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失落和惆怅涌在心头。我真的很怀念那段没有记忆的日子，那段被人们看作疯子的日子，那段丢失了自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