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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我和宋俊坐在社区里的“杭州小吃”饭馆里吃饭。我都不敢看他，浑身上下不自在。
“你还不找工作啊?”宋俊问。
“今天投了几份简历。”我说。
“我们搬进来都半个多月了。”
“是啊。”
“我跟你说，还有开宝马的住在我们地下室呢。”
“真的假的?”
“真的。我听管理员说的。”
“真是奇怪。”
“你的嘴边有粒米饭。”
说完他就要来帮我擦掉。
我往后躲闪，说：“我自己来。”
然后我自己擦掉了。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突然，他说：“咱们今晚去酒吧玩玩吧。”
我想了想，说：“可以啊。”
“三里屯还是后海?”
“后海吧，三里屯太洋气了，不适合我。”
我和宋俊坐在酒吧里，边喝啤酒边抽烟。舞台上一支乐队唱着一首难听的流行歌曲。我望着窗外的人来人往，感到有点无聊。宋俊则跟着歌曲轻轻扭摆着身体。
我说：“这么难听的歌，你也扭得起来。”
“很好听啊。”说完他还边扭边用两只手的食指指着我。
我无可奈何地翻了一个白眼，说：“洋五。”
“什么?”
“我说你洋五。”
“洋五是什么意思?”
“我们池州的方言，傻逼的意思!”
他做了个扣鼻屎的动作，以表示对我的鄙视。
音乐停了下来，他也停了一下。当音乐响起时，他又跟着扭了起来。
“你怎么还没女朋友啊?”正在扭摆的他突然问我。
他的眼睛做着不易察觉的躲闪，扭摆的动作微微有些迟缓。
“没怎么啊，就是没啊。”
“怎么还不找一个啊?”
“我又不急着结婚。”
“这跟结婚没关系。”
“我反正不急着找，再说这个也找不着，顺其自然。”
“你谈过几次恋爱?”
我在脑子里数了数，说：“三次吧。高中一次，大学两次。”
“不少嘛。”
“还好吧。”
7
面试了十来家公司后，元旦过后，2013年1月4号，在地下室住了一个多月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在一家报社。《民间生活报》。我的第一份工作。我还没搞清楚报社是怎样盈利的就稀里糊涂地决定做这份工。主编是一个看起来有三十多岁的女人，广东人，脸上的痘很多，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温柔，总是面带一丝拿捏得恰到好处的笑容，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杀手锏吧。回想起来，我之所以稀里糊涂地就加入了这个报社，跟她这种温柔的外表不无关系。
面试的时候主编告诉我，《民间生活报》记者的工作就是在网上各大论坛查看老百姓的投诉，然后选择自己想要跟踪的投诉，电话联系被投诉方，直到被投诉方解决问题，如果对方没有解决问题，就让事情登报(为什么解决了就不用报导呢?这一点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联系投诉方。说是记者，其实也只是通过电话采访和调查，而无需出外采访和调查。我问主编薪水多少，她说底薪800块钱，还有提成，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和转正之后的待遇一样)，转正之后签合同，有三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我好像问了她提成从哪儿来，也好像没问，完全不记得了，真是个初出茅庐的白痴啊。假设我是问了，我想她当时的回答也一定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词的，要不然我也不至于都上班了却还不知道这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我只是怀了满满一腔即将能够行使正义的热情。
“我经常在微博上看到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就觉得很气愤。我喜欢行使正义的工作。小时候我就想做记者，那时候还买过一本《未写完的战地日记》，是讲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牺牲的一对记者情侣许杏虎和朱颖的。”我说。
主编点点头，微笑着说：“那很好。”
电话响了，主编说：“稍等一下。”然后拿起电话，跟对方通起话来。通话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地对我看一下，象是在观察我。她一看我，我就对她礼貌地笑笑，她也就微微点点头。她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些什么，我没怎么听，我沉浸在“这份工作有戏”的喜悦里。我只依稀记得好像有“什么时候转账”和“回头我把账号发到你手机里”这两句。
她挂了电话，说：“不好意思啊。”
“没事。”
“待遇你能接受吗?”
“我还没毕业呢，主要是为了学习和积攒经验，工资少一点也没事。”
“嗯。反正你要是干得好，不会亏待你的。”
我笑着点点头。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下周一吧?有个缓冲的时间。”
“好。那就下周一。欢迎你加入我们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