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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1273年（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10] 册文是：
“皇帝若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3]
《再生缘》中的真金
《再生缘》中的真金
册文中虽然标榜册封皇太子是“太祖皇帝（成吉思汗）遗训”，但实际上是对蒙古传统汗位继承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忽必烈遵用汉法的一大成果。同年九月，忽必烈又为真金设立了“宫师府”，择汉臣为官属，计三十八员。真金既自幼耳濡目染汉文化，其政治前途也与汉人汉臣息息相关，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
1274年，真金奉命赴临洮，护送前任帝师八思巴返回吐蕃，到1276年方才抵达八思巴所在的萨迦。真金在藏区滞留两年，其间他在1277年担任施主，于后藏的曲弥仁莫举行盛大法会，由八思巴向七万多名喇嘛供饭食及一钱黄金，每三名喇嘛发一套袈裟，并现场讲经，参与者加上民众共有十万之多。 [11] 八思巴还对真金讲授佛教的基本教义，在真金多次请求下写了《彰所知论》一书，献给真金，从此真金在儒学之外也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当然，真金在藏区并不只是关心佛学，还负有内政外交的重任，如他掌握了本钦贡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和的信息，还京后就启奏忽必烈，以致忽必烈派遣桑哥前往镇压 [12] ，同时亦有可能打探征服印度或是从吐蕃北上讨伐反对忽必烈的西北诸王、打通与伊儿汗国相联系的道路。 [13]
政坛斗争
大约在1279年初，完成护送八思巴进藏任务的真金回到大都。当时，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再加上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相继去世，汉臣地位降低，无力抗衡，因此把希望寄托在返回大都的真金身上，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在奉旨斋蘸之后李居寿对忽必烈说：“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让太子理政，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 [1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