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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不胖，1米80的个子。弟弟会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弟弟是一家航空货运公司的高管，还是北京一支“同志”球队的领队。
认识弟弟是十年前在一个朋友家聚会，那儿是被大家戏称作“支部”的地方。后来知道弟弟的男友是他大学同学，是从不参加“同志”活动的“秘密同志”。他对弟弟很放心，弟弟也很忠诚，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弟弟是家中独子，他说通家人，并争取到很宽松的家庭环境。
但“秘密同志”没有这样大的勇气，最后还是逃脱不了世俗和偏见决定结婚。必须分手的时候到了，弟弟希望我做他们分手时的见证人。
真难啊!看着劳燕分飞，看着两个哭成泪人似的大小伙子，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有跟着他们一起掉泪。弟弟难受了很长时间，我成了他倾诉的对象。我不是弟弟的亲哥哥，知道他的事情多了，就真把他当成亲弟弟了。
那时我们“支部”活动比较丰富，一周要活动二三次。弟弟参加排球队还有训练和比赛，所以他的生活逐渐平静了许多。后来弟弟在“支部”里认识了新的男友，是他们球队的主攻。
弟弟整天忙着工作，忙着参加各地同志球赛。当时大家的口头语是“同志是最快乐的群体”，生活充实而快乐!
“支部”组织的一次HIV检测，打破了我们这个小团体快乐的生活，因为当时一起查体的50人中一个人阳性。大家都用自己的方法排查所有人，有人怀疑到弟弟，当时就被我否定了。我了解弟弟的为人和对性的态度，也知道他倔强的个性，所以认为肯定不是弟弟。“支部”的“同志”看说服不了我，就不再提这件事。
但接下来的事真把我弄懵了，弟弟开始发低烧，脸色极不好看，还有些其他症状，而且久治不愈。我们当时都没有多少有关艾滋的知识，更不知道这些都可能是艾滋已经发作的信号，所以有人还无知地建议弟弟到北京最好的协和医院去查过敏源反应呢。但去了几家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还是没有结果，最后医院决定让他做骨髓穿刺检查。
这件事被“支部”的D哥知道了，他跟我们几个说上次就怀疑是弟弟被感染了，因为我的坚持，也怕弟弟接受不了，只好把事情放下来了，现在有了发病迹象，首先要确诊病情，排除艾滋后再做其他检查。
D哥和Z哥帮助联系了医院，但怎么跟弟弟讲呢?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几个人了解了这件事。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让他自愿去体检，成了我们为难的事。经过“支部”讨论，最后决定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由我假托身体不舒服，让弟弟陪我去体检，顺便让弟弟做个检查。事情进展很顺利，我和弟弟到医院后，D哥和Z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只能本人知道，只留弟弟一个人看自己的结果。我在外面祈祷：希望真是一场虚惊!不到一分钟弟弟就跑了出来，他坚持要我一起去听他的结果。弟弟的HIV是阳性!这说法对我来说像是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好像天塌了一样。我都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是怎么安慰弟弟的了。我还算有些思想准备，弟弟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回到车上，弟弟说他的生活要重新规划，他还有老母亲，他要继续工作，努力治疗。我看他很冷静，也放心了。但刚刚松一口气，就被他闷牛般的哭声震住了。那肝肠寸断的哭声真是撕心裂肺，到现在想起他那次哭声我还感到心有余悸!
和弟弟去检测的那天本是我的生日，晚上“支部”原准备在饭店好好聚一下。因弟弟的事，临时改成在我家吃便饭，但大家好像都没了心情。弟弟在我家把检查结果告诉了男友，我则偷偷告诉了D哥。
饭局散了以后，弟弟和男友回去了。一会儿D哥打来电话说，Z哥已经联系好弟弟的治疗，还说因为这事你的生日也没过好。是啊，都六年过去了，我们“支部”的人谁都没再过一次生日，我们的快乐都萎缩了。
弟弟的男友经过屡次检测都确定没有被感染，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在D哥和Z哥安排下，弟弟很快开始了治疗、用药。这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凭着一段时间里对HIV的了解和对生活的希望，弟弟坚强地忍受着药物反应的折磨，以惊人毅力努力配合医生治疗。
一个月后，弟弟去复查，结果令人惊喜，CD4指标已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弟弟也更加有信心了，有时候不经意间还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一切又和从前一样，生活平静下来。
一天下午，弟弟来电话说男友要和他分手。我赶紧跑过去，希望能帮他调解。弟弟男友态度很坚决，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了，弟弟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第二天我又去看弟弟，正赶上他给男友打电话。他恳求男友回到身边，他们聊了近一个小时，仍然无结果。放下电话弟弟沉默了许久，突然趴在我肩上放声大哭。太可怜了，弟弟太无助了，在他生命的关键时刻男友却离他而去，他的痛苦无法形容。
作为同志，没有人可以代替男友给予的关怀和安慰，他是弟弟的希望，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他是弟弟生活的一部分啊。弟弟彻底绝望了。
他不再用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弟弟的家人哭着给我电话，让我劝他。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每天除了见面就是保持热线，打一两个小时的电话是常事，最多一次聊过六个多小时。话题永远是弟弟的男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