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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允许宗教自由。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 [26]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 [26]
忽必烈会见马可波罗蜡像（内蒙古博物院展品）
忽必烈会见马可波罗蜡像（内蒙古博物院展品） [27]
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 [26]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26]
历史评价编辑 语音
总评
忽必烈作为一个征服者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浩劫，但在历史上仍能获得不错的评价。忽必烈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他是少数能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虽来自游牧民族，但十分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认为，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接受了汉文化。 [29] 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 [12]
史书评价
《元史》：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30-31]
历代评价
郝经：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