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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始汗为太孙时，好饮无节。忽必烈汗常戒之，不悛。以此受杖者三次，忽必烈汗至命医官监其饮食。有近侍司太孙节沐者，私置酒于盥器，代水以进，忽必烈汗闻之，大怒，谪戍其人远方，杀之于道。汗既登极，深以前事为非，力自节饮。其勇于改过如此。汗仁惠聪睿，承天下混一之后，信用老成，垂拱而治。一革至元中叶以来聚敛之政，冗设之官。约束诸王、妃、主、驸马扰民，禁滥请赏赐。性又谦冲，不好虚誉。群臣、皇后一再请上徽号，卒不允。可谓守成之令主矣。虽晚婴末疾，政出中宫，而举错无大过失。固由委任贤相之效，亦未始非内助之得人也。” [52]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成宗席前人之业，因其成法而损益之，析薪克荷，帝无使焉。晚年寝疾，不早决计计传位武宗，使易世之后，亲贵相夷，祸延母后。悲夫！以天子之尊，而不能保其妃匹，岂非后世之殷鉴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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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和政治
“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 [54] 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 [55] 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 [56] 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 [57] 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1297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