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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临近高考那几天，宋丽信心很足，每次模拟考的成绩都很满意。
反复考、考反复之后，对待考卷，她早都应付自如。英语和数学，已经没了难题，她闭着眼考，也能拿140分以上。
她有多半的把握，能考上清华。到时，既能踏进理想的校门，也能拿到30万的奖金，解决自己的学费和父母的医药问题。
事情的苗头似乎在变好。
但命运有时就像一盘菜，老天爷捏着调料罐，撒下一些微细的粉末，在这盘菜里迅速溶解、消失，不留痕迹，谁都不清楚自己是咸，还是甜，但这盘菜的滋味早都注定好了。
宋丽是一盘苦菜。
那一年的考分公布日，她考了606分。那一年，清华理科类的录取分数线是665分。在这之前，她早都对过答案，自己至少拿650分。考分一出来，她精神就受了刺激，整个人都不好了。
后来她好像想起来什么，开始在街上疯跑，逢人就喊：“老师，别收我卷子，我选择题还没填，60分呐。”
那是数学考卷，宋丽一上来就做完了选择题，答案全部写在一张草稿纸上，交给了监考老师。
她答应了复读班的老师，给他的女儿递答案，监考老师也是买通的熟人，草稿纸上的答案会顺利地传递过去。
整整一年，宋丽在复读班的伙食费都是老师提供的，她还得到了一个新手机。
但报应也来了，她将答案写到草稿纸上，卷子上的答案却忘了写。
她自己意识不到，这些年的复考，逐渐构成了一个命运的陷阱。
她是个对道德有很高要求的人，很小便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对待朋友更是赤诚。但人都很有限，长期地输出，长期地负荷，总归也要填补。不断地复考，给她形成了一套可怕的自我奖赏机制，但凡见到考卷，她就能尝到甜头，就能获得能量上的填补，然后继续输出，被家人、朋友、老师继续需要。
宋丽突发精神分裂，我给她找过医生，医生说一半是外部事件的刺激，还有另一半是遗传因素。我拿到第三年的奖学金，又立刻带她去了一趟北京，在全国最好的精神疾病医院门口，被黄牛骗走3000块钱。
宋丽的病情并不严重，对人也没有攻击性。她就是不能看见桌子，一旦看见了，就当成考桌，非得趴上去，空气中好像变出了一张数学考卷，她会认真地做选择题。
如果当时有足够的钱，我也有足够的耐心，兴许能把她的病治好。
面对病情日益严重的宋丽，我很伤心、悔痛，但又有一丝丝庆幸，庆幸医生告诉我，她的病因带有遗传问题。
我便想，无论怎样，她都得疯掉。
我得以减轻一些愧疚感，毕竟她最后一次的复读奖金，多半给我填了美容贷。
老师的女儿考上了复旦，但最终没能入学。
我在李凯的鼓动下，决定帮宋丽讨一个“公道”。我们把那位老师约了出来，开口要30万。我说这是宋丽应得的，考中清华的奖金没了，但这30万一分也不能少。
老师当然心里有愧，但30万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最多只能出5万。李凯跟我商量，把这笔钱先拿了，后面再追着要。
5万块钱，李凯拿走了4万，给宋丽算出了一份股权，加进了他的工作室。
过了两个礼拜，我们又讨回来3万，多半的钱，还是被李凯拿走了。当然，我也用其中的3000块钱，打了两次瘦脸针。
那是一段万劫不复而不自知的时刻，邪念生长时灾祸已经发生——第三次讨钱时，警察出现了。
我们戴上了手铐，被警察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的名义，关进了看守所。
那位老师承受不住压力，报了警，化解经济危机的同时，也撕毁了女儿的那张名校录取通知书。
落难之后，李凯开始变得陌生，他费尽心机，将一张纸条从男区传进了女区。可第一个拿到纸条的人并不是我，是号长。
号长是个女毒贩，问我，这是谁。我说，男朋友。号长说，他妈的什么狗屁男朋友。她把纸条递给我，又说，看完就撕了，丢厕所里冲掉，干部发现了，有你苦头吃。
纸条上写了一串蚂蚁大的字，但工工整整，字迹一点儿都不潦草。但内容却是劝我扛下这个案子，两个人里保一个。
看完纸条，我并不难受，而是恍然大悟了。我和李凯之间，没有一丁半点儿的爱情。我们只是身体里的两道暗沟，短暂地相合在了一处。
案子开庭了，我作为主犯，被法官判了6年有期徒刑。李凯的口供做得比我好，一些推责和嫁祸，我也不愿跟他计较。他便只是从犯，获刑2年，缓刑4年，开完庭就被放了。
我的人生虽然彻底滑坡，但牢狱之灾并没有成为压扁我的巨石。相反，我的“牢运”出奇地好，这份运气来自于我曾经的学业。身处高墙电网围拢的特殊境地，曾经学过的知识和文化，好像赐给我一张护身符。
女监的警力有限，一个监区只有8位女警，主班4名，副班4名，要管200个犯人，工作量很大。所以警官会挑一些骨干犯协同管理，骨干犯统称为“四犯”，管纪律、管生产、管生活、管学习。
管纪律的，通常是外头的大姐大，狠人、暴脾气，但做事公道，能服众；管生产的，大多是劳动车间的“快手”，劳动能力突出，能带头做事；管生活的，大多是经济犯，有头脑，懂账本；管学习的，都是文化水平高的犯人。
我很快就被警官选出来，管全监女犯的学习，还要给十几个女犯扫盲。
监狱的改造制度，是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犯人要背诵《行为规范》，要学《弟子规》，要唱红歌，小学三年级以下的犯人，还得参加扫盲课。
我每天忙得够呛，但跟12小时坐在缝纫机前的女犯相比，实在幸运很多。监区的服装生产线，承制外贸牛仔裤，女犯们出工时白白净净，收工回来个个成了蓝精灵。车间里到处飘着蓝色的布屑，体质差的女犯，很容易染上肺结核。
因为不需要参加体力劳动，我每天都有一些空余的时间，便全部用来看书。监狱里允许犯人参加成人自学考试，并且设立了狱内考点，考试每通过一门课，教改科会奖励3个减刑分。为了争取减刑的最大幅度，我报名了成人本科的自考，专业选了汉语言文学。
努力学习的同时，我也有在努力教课。
女犯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一个200名押犯的监区，竟有十六个文盲女犯。
有些女犯特别难教，有个杀夫进来的，精神不太好，又得过肺结核，上课时眼神总是空空的，期末考连名字还没学会写。她人倒是很客气，每次下课，都要拽紧我的手，一边鞠躬一边道谢：李老师辛苦了！
她杀夫是因为丈夫该杀，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丈夫把孩子的手术费在赌桌上输得精光，还欠了18万的高息债。孩子一死，她就端着一把刀，在丈夫的心口平静地点了一下，人没等到进医院就咽气了。
她的扫盲难度极大，两个学年教下来，将将学会写两个名字，一个是她自己的，另一个是她死去的小孩的。
还有一名信奉邪教的女犯，捂死女儿进来的，家人都跟她断绝了关系，但因为是文盲，入狱了就被列为扫盲对象。她的刑期是死缓，人也已经40岁，没啥盼头了，学文化就是个笑话。她连最简单的诗句都背不出来，一长串的经文倒是张口就来。
我不太乐意教她，但也不敢惹她，因为在她身上，早都找不出一点儿人味了。
里头也有非常好学的女犯。
一个四川妹子，才19岁，盗窃进来的。
她家穷得叮当响，父亲常年挖煤，患了尘肺病，躺在家里像条翻了肚皮的鱼，不打氧就不能活。母亲早都改嫁到外地，对她不管不问。她成绩优异，家里贴满了奖状，就连做饭的灶台上也贴着“三好学生”。
遗憾的是，老天爷丢给她一块绊脚石，为了300块的高考报名费，她用不到一米五的身板偷了一辆一百多公斤的摩托车，获刑一年半。
她身材矮小，满脸雀斑，一嘴黑牙，因为缺钙，骨头总疼，走路也要人扶着。管教看她没有劳动能力，就让她给我打下手，搞监区的教务工作。我发现她只要拿起书本，一双眼睛立刻烁亮无比，身体上的痛感顷刻间消失，脸色变得神采奕奕。
入监坐牢了，她还念着高考，幻想着上大学。大伙儿都笑她，说她白日做梦，脑子出问题了。
我在监区有一项最重要的改造任务，每周都要将女犯们的思想情况记录下来，汇报给分管民警。
那时，我们的分管民警姓马，三十多岁，性格外冷内热。她是位小镇做题家，父母都是农民，自己啃书本啃进了政法大学，毕业后又过了司考，还拿到了律师职业资格证，最后接着考公务员，当了狱警后，还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马管教查阅了政策法规，明确告诉小四川，服刑人员在刑满释放后可以参加高考。马管教还提供了全套高中教材和复习资料，并且让我辅导小四川，带着她学习。
这段牢狱时光简直像在做梦，我俩在高墙里拼学习，发愤图强，好像在做一幕励志的戏，老天爷就是那位观戏上瘾的唯一观众。
马管教后来还帮小四川解决一个难题，她当时的刑期截止日期是2012年11月11日，而同年高考的报名截止时间是10月25号。政策是服刑人员不能参加高考，如果等到小四川刑满释放了，她就错过了报名时间，要再等一年，才能参考。
马管教先去教改科做工作，科里同意跟教育考试院联系，并专门去函说明情况。事情竟然办得格外顺利，考试院破例，为小四川在高墙内办理了高考报名手续。
小四川出狱后，参加了2013年的高考，考了536分，超过了文科本科一批23分，走进了大学校园，完成了一个学业上的奇迹。
小四川的例子恰巧和宋丽相反，有时我整夜都睡不着，为宋丽难受，也为自己难受。天亮的时候，才会用“各人有各命”劝服自己。
小四川走进大学后，我也参加了最后一次成人自考，本科的三十多门课程全部考完。女子监狱成立以来，我是第一位考完本科类课程的犯人，等我写完论文，教改科立刻与省内一所大学的自考办导师联系，邀请他们入监，为我专门举办了一场论文答辩。
2015年5月，我拿到了减刑一年半的裁定书，距离刑满释放日还有一周，又收到了本科毕业证。
出狱当天，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反倒有些不舍。不知道那扇铁门关上后，孤零零的我，该往哪儿去。
我去2元宾馆找宋丽，发现一家三口早都搬走了。我又去渔区找，那边的人告诉我，宋丽确实回来过，但她家的那艘住家船早都卖掉了，一家三口就借了一条破船，住进去没几天，遇到了台风。
宋丽那天在岸上拾荒，她虽然精神不好，但还记着赚钱，每天都是一大早出门，天黑后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回来。台风把破船撕成了碎片，宋丽的爹娘都没了，尸骨也没寻回来。宋丽从此下落不明，也有渔民撞见过她，看见她到处捡拾渔船的碎片，在北湖的浅水区“踏脚迹”。
我就跑到北湖蹲守了几天，人影都没见到。
我在渔区待了半年，在一艘船上餐厅当服务员。近些年固臼湖的旅游业搞起来了，湖面的不少住家船重新装修，做成了餐馆。固臼湖水质清澈，风光很好，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湖鲜，船上的饭馆，家家的生意都热了。
时代大踏步地发展、前进，走进了这片贫穷的水域，给渔民们留下了一点红利。但新的问题也来了，原先不重视教育的渔民更加不重视了，家家户户都缺帮工，渔区的孩子就是现成的劳力。多数人初中便辍学了，也有不少人小学都没毕业。
我闲下来的时候，会给几个孩子补习功课。
有个外号叫黑鱼的小女孩，眼睛就是宋丽的翻版。她很聪明，就是不愿意读书。有次因为她染了蓝头发，我训了她，当天我房门的钥匙孔就被灌进了502胶液。
那天，我进不了门，索性提了几瓶啤酒，在船头坐了一宿。喝高了，我便自言自语。
“你一个小姑娘家家，能不能想想退路？生活操蛋了，命运不讲理了，只要愿意，你仍然可以读书的。”
“你先把初中读完呀，哪怕你初中成绩是个渣，只能上中专，但上了中专就能上5年制大专。那也是全日制的毕业证，虽然给不了你高薪和体面，但是能读下来大专，一些岗位大门的敲门砖就有了，护士、幼师，这些基础岗位就可以干了，不用在船上穿着吊带衫一直传菜了。”
“你家里条件差，供不起你读书，但初中三年是业务教育，你熬完了，拿到了毕业证，你可以边打工边上函授课。函授大专上完了，你还可以参加成人自考。”
“拿了成考本科的学历，虽然是非全日制，虽然含金量低，但是一些行业门槛总算能跨过去了，建财药精消之类的注册资格证就能考了…….拿到其中一张证，这就是你跨入中高收入人群的唯一通道了…… 等你拿到本科学士学位，公务员你也能考的，还能考研、读博……你现在初中读得都费劲，这些必然是难为你了.....”
“初中不毕业，你就无路可退，懂吗？你只能传菜，大概率嫁给大厨，不到20岁就生孩子…….后悔药没有了！”
……..
我实在说累了，开始发笑，觉得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很可笑。
渔区的信号很不稳定，我的手机没法玩游戏，看视频也费劲，只能刷微信公众号。
我出狱的时机很好，互联网创业的热潮还没退，一些资本进入了素
后记：
我在黄山的剧组担任顾问，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撞见宋丽，如同误入了过往的泥沼和污井。我想绕开她，不承认她，用逃离来巩固眼下的荣光。这心狠的一刻，宋丽彻底消失了。命运也在我的胸口剪开了洞，凉风灌进去，心就像毛巾一样拧起来。
那天夜里，我陷在酒店的席梦思里，一直做梦，梦见我和宋丽一块儿“踏脚迹”。
“踏脚迹”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固臼湖湖底平坦，入冬后，寒风四起，水位变浅，湖滩上都是冻土。梦里，宋丽抱着一捆芦苇，赤脚走入浅水区，每走一步便在湖底踏出一个深脚迹，顺手在脚迹边插一根芦苇，一路踩下去，湖面便竖起一溜儿芦苇。寒风掀开湖面，鱼儿冻得无处可躲，四处找洞穴，见了脚迹便钻。我沿着芦苇的标记，一个脚迹一个脚迹地摸下去，一尾鱼又一尾鱼地捉上来。
我很开心，梦里回荡着笑声。
宋丽却陷进了一团污泥里，我笑得越大声，她便陷下去越深、越紧。
梦境逐渐变成了一个吞噬她的黑洞，无声而又潮湿。她并不呼救，在我的眼前，化身一尾彩色的鱼，优雅地消失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