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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史学家魏源《元史新编》的评价是：“武宗始以怀宁王总兵漠北和林，与叛王海都劲敌对垒，屡摧其锋，中间几濒险危，披坚陷阵，威震遐荒，可谓天潢之杰出，天授之雄武矣。入绍大统，谓有宏图，而始终误听宵人，以立尚书省为营利之府，何哉？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归于中书省，任相任贤，责无旁贷。故小人欲变法，忌中书不便于己，则必别立尚书省以夺其权。阿合马、桑哥之徒相继乱政，毒流海内，是以世祖深戒前辙，不复再蹈。乃当席丰履厚之余，慨然欲变更至元、大德之旧。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多；锡赉太侈，而滥赏之卮漏。母后市恩左右，挠其恭俭，于是言利之臣迎合攘袂，以争利权。虽柄操自上，不至如阿合马、桑哥之甚，而仁心仁闻渐蔽于功利，几同于宋之熙、丰。故仁宗绍统，翻然诛殛，尽复旧章。盖变法不得其人，则不如勿药之尚得中医也。又考陶九成《元氏掖庭记》，则琼岛水嬉之华，月殿霓裳之艳，亦自帝大滥其觞，而《本纪》讳之，不载一字，亦英雄酒色之通病欤！惟授受之际，坚守金匮传弟之盟，虽有内侍李邦宁，怂恿离间，帝言：‘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斯则磊落光明，胜宋太宗万万。综计始末，固不失为一代之英主焉。” [37]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论曰：武宗擐甲临边，至登大位，宜有雄武之风，而颓然晏安，惟鞠蘖芗泽之为乐，元业自是衰矣。遂至鼎鼐充庭，名器之贱如履。而欲后人惜其敝袴，得乎？易日负且乘致寇至，武宗启之矣。” [38]
清末名臣张佩纶的评价是：“至大之政锡赉太优，泛赏无节，顿失至元、大德规模，而享年亦复不永，为可惜也。仁宗即位，李孟谓陛下御极、物价顿减，方知圣人神化之速。此虽孟之谀词，然亦足见武宗之朝，民气愁悿，百物腾贵矣。” [39]
民国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评价是：“海山汗滥赏淫威，非恭俭之主也。明知尚书省贰政病民，排众议而立之。更钞铸钱，将以理财，而财政愈紊，前史称其慨然欲有所为，然郊天、祀孔、亲享太庙诸虚文外，无足纪者。惟终身远铁木迭儿，虽以母后之命，不使得预朝政。由后校之，殆有所先见矣。若乃三宫协和，始终不受谗慝，其自处骨肉之间，盖亦有道焉尔。” [40]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武宗舍其子而立仁宗，与宣公舍与夷而立穆公无以异。公羊子曰：宋之乱，宣公为之。然则英宗之弑，文宗之篡夺，亦帝为之欤？《春秋》贵让而不贵争，公羊子之言过矣。帝享国日浅，滥恩幸赏无一善之可书。独传位仁宗，不愧孝友，其流祚于子孙，宜哉！” [41]
民国学者蔡东藩的评价是：①“武宗易喜易怒，若明若昧……夫以武宗之名位论，敦不谓其当立，然吾谓其得之也易，故守之也难。嗣位未几，即耽酒色，由是嬖幸臣，信淫僧，种种失政，杂沓而来。《书》所谓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者，匪特人臣有然，人主殆尤甚焉！故武宗非一昏庸主，而其后偏似昏庸，为君诚难矣哉！” [42] ②“武宗在位四年，秕政甚多，惟孝友性成，不私天下，较之曹丕、萧绎，相去远矣！”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