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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恩斯特撂下一句：“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可别干傻事。”语气异常严厉。
我只当没听见，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窗帘的布边带到了窗台上的花，花瓣颤动了许久，却没有落下。啊！是马丁他们送的那束花，已经在这儿放了三天了。窗帘开了合，合了又开，我时常瞥见，常以为是真花，因为它看上去正在枯萎、凋谢。其实是光线的缘故。那天以后，就再没有出过太阳，总是阴沉沉的，大白天屋子里也得开灯，不然就觉得昏暗，虽不至于看不清东西，心情却变得很糟。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什么时候？哪里失误了，处理不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只是继续做着我该做的、我能做的事，却不知道这些措施还能不能产生效果，或者说已经可以确定终归是毫无效果。与其说是努力、坚持，不如说是陪伴、等待。我仍然抱着希望，还有那份责任，同时强打精神，如果我都放弃了，还会有谁……我实在心有不甘，实在放不下，实在难以接受。
自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昭的病情就急转直下，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从此，我、恩斯特还有埃伦，我们三个人就以昭的病房为家，累了轮流到隔壁的办公室小睡一会儿，还有就是必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离开。
现在是早晨8点，恩斯特和埃伦都必须去楼下的病房，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昭。
我走到昭的床头，把椅子放在适合的位置上，坐上去试了一下。很好，这样当需要吸痰时，我一伸右手就行。昭现在吸痰的频率越来越高，不到十分钟就有一次，我必须事先准备好。
我把输液管一端的针头扎进自己的左臂，鲜红、浓稠的动脉血立刻涌出，充满了整条管子，我赶紧把输液管另一端的针头扎进昭输液调节阀的上端，鲜血立刻就顺着输液管，从我的手臂流进了他的身体。我调节好滴注速度，根据流量，算出需要的时间，今天我想我还可以输400ml。
这就是恩斯特警告我别做的“傻事”。昨天，也是趁恩斯特和埃伦不在，我已经干过一次了。
当时恩斯特一进门，看见我这样，就冲了过来，不容分说拔掉我手臂上的针头，将药棉按在针眼上，连手臂一起死死地捏着，狠狠地瞪着我，吼道：“你输了多少？”
“差不多四百。”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很遥远。
“简直是疯了，你这样会没命的。”
“你快把我的骨头捏碎了。”
恩斯特没有松手，表情和声音都缓和了下来。“你怎么这么固执，我跟你说过，那不一定，连埃伦都不能肯定。”
“我……”我张了张嘴，却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好累，眼前的恩斯特出现了两个。
“马蒂！”
“我想睡一会儿，你不会走吧。”
“不走。你去睡吧，这儿有我呢。”
这正是我需要的，睡眠。我已经超过5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满眼血丝，眼圈发黑，脸色苍白，恩斯特说就我现在这样子，假如昭醒过来见了，也会被再次吓晕过去。我知道自己需要休息，需要睡觉，但我却闭不上眼睛，定不下心，我不是没有试过，我就是做不到。
现在好了，因为大脑缺氧，我终于感到昏昏欲睡，我终于可以睡觉了。
输血，是我还能为昭做的仅有的几件事之一。
我确实不能确定昭的连续高烧是否跟输血有关，但是至少第一天在输了我的血之后，昭的体温并没有明显变化，而第二、第三天，在输了马丁和他难友的血之后不久，昭的体温就迅速升高，甚至超过了40°C。我不能再冒这个险，更何况，自从昏迷到现在，已经将近五天了，昭水米未进，身体越来越虚弱，输血是他唯一的营养来源，一次输200ml已远远不够，可是我又不能要求一个犯人一次为昭输400ml的血。所以，不管恩斯特跟埃伦如何反对，我还是一意孤行。其实恩斯特也明白，他们一离开，我就会再做“傻事”的，这对我也不完全是坏事，我至少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与平静。
高烧，似乎是病情恶化的开始。
但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以为是意料中的病情反复，以为用物理方法就可以控制体温，于是我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用30%的酒精替昭擦拭身体，频繁更换冰袋。开始效果还不错，体温下降之后可以维持个把小时。但是渐渐的，体温回升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晚上，物理降温几乎已经不起作用。
“这样下去不行，还是用药吧。”恩斯特提醒我。
用药，我不是没有想过。
昭现在不能口服给药，安乃近注射剂是我手头唯一可用的解热降温药物。使用安乃近注射剂，体温下降的同时病人会大量出汗，甚至虚脱。昭现在的身体已极度虚弱，我担心他会经受不住。并且安乃近肌肉注射，可能引起局部组织红肿、坏死。多次使用，还可能加重贫血，使病情更加复杂。至于过敏反应，也许不会那么巧。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不用最好，而我犹豫、慎重的结果是高烧、感染导致的癫痫发作。
癫痫，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虽然事先已有准备，但当惊厥发生时，我还是惊慌失措，除了将压舌板塞入昭的上下牙齿之间，防止他咬破自己的舌头，按住他的身体，使他不至于摔下床去之外，我就不敢再做其他的。
迅速用药物制止惊厥是最重要的，不然时间一长，大脑严重缺氧，脑细胞坏死，以后就再难以恢复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浑身发抖。我们准备好了用作用比较快的异戊巴比妥钠溶于葡萄糖溶液，缓慢静脉注射，其用量极难掌握，要以恰能控制惊厥为度，一旦过量，昭就会陷入危险的过度昏睡中，致使生命中枢被抑制。
按照事先说好的，恩斯特以最快的速度叫来了埃伦。在这里，只有他曾经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病房里，木制床架因为昭的挣扎而发出刺耳的“叽叽嘎嘎”的声音，不锈钢与玻璃制的医疗器械偶尔地相互碰撞，也会发出轻微的“听堂”声，没有人说话，怕声音泄漏了自己的紧张与恐惧，会传递、影响给他人。我们只用眼睛搜索、观察，却不敢用目光交流，有意、无意的回避开，不能再给对方施加压力，特别是在这一刻。
我看见埃伦做异戊巴比妥钠静脉注射的时候，紧咬着嘴唇，拿着针筒的手不停颤抖……
这实在太难了，我知道不能怪埃伦，不能怪任何人。
“不！不！”
昭的身体松弛了下来，随着惊厥的消失，昭的呼吸也消失了，还有他的心跳，他的生命……
我几乎要崩溃了，如果没有埃伦，所有的一切在那个时刻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我。昭不是病人，甚至不是一般的朋友或者家人，我在他身上寄予了太多的情感，这些情感现在成了我的负担，它使我不能客观、冷静、果断。这就是我在昭的治疗过程中一次次犯错的原因。
对于恩斯特。昭是我心爱的人，我因为爱，我对昭拥有了高于旁人的权力，决定昭命运的权利。恩斯特是我的朋友，一个忠实的朋友，如果我需要，我可以指望他，完全信赖他，包括昭的事。当然，不能苛求恩斯特，他和我，我们都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严重而复杂的病情，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早就放弃了。
对于埃伦。埃伦是一个有十年临床经验、训练有素的执业医师。他对昭同样怀有感情，那是敬重、是职责、是仁心。昭是他的难友，是他的病人，在集中营里，医生这个角色使他区别于其他犯人，像以前一样，为他赢得尊重。面对病人，他总是表现出医生职业性的冷静、客观、执着。
抢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昭终于缓了过来。这次，我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我意识到，我的情绪在这里依旧起着关键的作用。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不论昭的病情怎样发展，是好还是坏？不论我真实的心情如何，充满希望还是沮丧、自责？我都会表象出一如既往的乐观、坚持，不到最后一刻，我绝对不可以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