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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林叫他先生，不是尊称，是因为他就叫先生。小镇上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先生湖北口音，和我同一年到那个小镇，那年我十一岁，他六十一岁。先生是流浪汉，初到小镇时身无分文，但衣着很干净，没留胡子，扎着马尾，梳得一丝不苟，谈吐举止也和乡下人不一样，常常甩点文言文出来，听得一帮老头老太太一愣一愣的。初到小镇那天，先生进了麻将馆，和王远林坐在了同一张牌桌上。先生赢走了王远林上午赶集卖苞谷的一百多块钱，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今天算是结个善缘，我会在这里长住。王远林说，你是和尚？先生说，我是老师。王远林尊敬文化人，把先生带到镇上开旅馆的相熟人家，先生用牌桌上赢来的两百块租了一个月房间，就此住下，翌日便在镇上摆起了算命摊。
先生算命有讲究，算出好命，收费不低，两百到一千不等，高于乡下算命先生的市场价几倍。如果算出大灾大坎，一分钱不收，一个字不说，对方一见他的架势，心里能明白大半，只好撑着笑意离开。王远林年轻时跑运输，朋友多，十里八村有名号，每次赶集都跟先生一起打牌，有赢有输，一来二去成了好友，替他卖力宣传，先生就这样在小镇扎下根来。先生住的小房间很简陋，小桌，单人床，一面镜子，但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气质非凡，连学校的老师和镇上的警察看见，都要主动叫声先生。他每天在镇上散步，碰到卖不出菜的老人，会用兜里最后的五块钱把菜买下来，小镇靠着省道，卡车每日来来往往，他在路上也会护着那些乱跑的孩子，再和他们的父母微笑点头。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人们都挺尊敬他，把他叫先生，加上形容词，就是外地的先生，读诗的先生。
我对先生的印象也很好。那时我父母离婚，各自在外漂泊，我无处可去，只好托付给王远林。我爸妈为此吵过一架，因为王远林不靠谱，整天喝酒，和我妈关系也淡。我爸说，理解一下，我老婆怀孕了，总不能带在身边。他说的是新老婆。我妈无言以对，因为当时她也怀孕了。两人商议过后给我下达政策，在镇上学校读一年，住校，周末回外公家，没人做饭就自己做点，他们轮流打来生活费，每月一千。学校伙食很便宜，对一个初中生而言，那是笔巨款，我自然同意了，也没法不同意。王远林挺高兴，有人说话，有人打酒，下地时能帮帮忙，何乐而不为。我知道我妈不喜欢他，去了以后不喊外公，喊名字。王远林说，龟儿子，莫老少。我不听，照例喊着，久而久之我们都习惯了，偶尔喊他声外公，他还不适应。我们平时话很少，他喝酒打牌下地，我看书看电视一个人对着墙打乒乓球，吃饭时偶尔讲几句。他常提起先生，感叹道，这个人不一般。我说，江湖骗子。他说，你青钩子娃娃懂锤子。我说，不然为啥这么老了还活得这么造孽，房子没得，家人不管，比我还穷。他说，人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我当时还无法想象到更多的活法，但浅薄的世界观正在形成，人这辈子，说到底是孤独，劳碌，漂泊，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再不同能不同到哪儿去呢？但第一次见先生，我就改观了，他的确不同，至少和我那时见过的和能想象到的所有人都不同。
先生第一次到王远林家，是帮忙下地。那时的夏天远没有如今这么热，乡村里草木蓬勃，万物生长，有种热烈的静谧。先生那时眼还没瞎，身体里的那股劲也还在，总是笑着，干活很卖力，我站在田边给他们打下手。田间休息时，我带先生去江边洗手，看见对岸有条搁浅的鱼，他明明累得不行，还是爬过坡走向对岸，弯腰，轻轻捧起那条鱼，送入水中，脑后的马尾辫摇晃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表情严肃，动作一板一眼，几乎有种神圣，像宗教仪式。我知道佛教徒会放生，但他明明是个算命的。我有些触动，更多是疑惑。再回来时，我悄悄看先生的眼睛，终于读出了一些不同。他的双眼很亮，像春天的阳光，鲜艳，但不锋利，我从没在任何人的眼里见过那种光亮。
夜里吃饭，王远林切了腊肉，炒了菜，炖了骨头，蒸了玉米面馍馍，备了两斤散白。先生对待食物时，又散发出放生时的气质，庄重，神圣，一丝不苟，桌上掉落的玉米馍馍渣，他也会沾在手上吃掉。那是2011年的中国，奥运世博后的中国，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因为吃不起饭饿死，先生那时靠算命，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过得去。这种举动放在王远林身上，我也许觉得搞笑，但先生这样，却很和谐，甚至有种优雅，劳动人民的优雅。吃完饭，我爬上楼顶吹风，王远林和先生喝得不错，都有了醉意，山间的夜风比空调舒服，我躺在凉椅上，望着星星，慢慢睡着了，做了个冗长的美梦。过了很久，王远林和先生的笑声吵醒我，我有点生气，在楼顶探出头，看见先生面色潮红地走出大门，端着酒碗，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朝寂静的黑夜诵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这才想起王远林说过，先生从前是老师。但何以至此呢？那个场景给我很大震撼。回房间后，我发现楼顶那个冗长的梦不过只有半个小时，又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那个夜晚像梦境一样虚幻，但也成了我对先生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
半年后，我离开了那个镇子，到县城读书，很少再回去，跟王远林也没什么联络。重逢先生时，我已经初三，王远林那段时间病了，我妈让我去看看他。在镇上看到先生时，他的面前已经没有算命摊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江边，手里夹着半截烟头，腿上放着一本很旧的书，却没翻开，只是静静看着江水。我本想去打声招呼，走到不远处时，才看到他的左眼已经没了，皱成一团，有些吓人。我不知该如何开口，只好又绕开，悄悄走了。
回到乡下，王远林给我讲述了那只眼睛的去向。
先生算命为生，活虽然不多，但算得很准，因此收费高，这一条影响生意，但有利口碑，来找他的，多数是走到重要人生路口的人。在小镇的两年多，先生从未算出过差错，唯独那一次。来者是整个镇上都有名的老婆婆，为人泼辣，不讲道理。不过情有可原，老婆婆丈夫早亡，只有个独子，后来又出了车祸，跟儿媳双双殒命，只留下一个小孙子，孙子自然成了她活下去的全部念想。先生收了六百块，算出这孩子今后两年有大运。老婆婆一高兴，又给了五十。那孩子彼时高中毕业，考上专科，内心迷茫，正犹豫该去读书还是该去打工，算完命后，半推半就地被老婆婆赶到了深圳去。幸好找了个好工作，台湾企业，还给买保险，老婆婆心里高兴，在街上碰见先生就夸。没想到半年后孙子就跳了楼。最后一通电话打给奶奶，说我想回家。老婆婆说，惹事了？孙子说，没有。老婆婆说，乱花钱了？孙子说，没有。老婆婆说，那就不准回来。孙子沉默许久，挂断电话，当晚出现在厂里宿舍楼下，成了一滩模糊的血肉。
老婆婆在街上哭嚎一整夜，那一晚没人睡好。翌日清晨，先生刚出摊，被疯掉的老婆婆袭击，用剪刀捅瞎了一只眼。先生被送到医院时，嘴里还念叨着，不应该啊。老婆婆承担了医药费，先生出院时，买了些鸡蛋去看她，结果大门紧锁，一问才知道，被警察送回来那天晚上，老婆婆就上吊了。先生愣在原地，自言自语，不应该啊。旁人不知如何回答。先生独自去江边坐了一天，从此再也没摆过算命摊。
王远林讲完这些，我心里多少有些波涛，无法把瞎了眼的先生和那个醉酒的先生联想起来。我说，那他现在也不打牌了吧。王远林叹气，说，饭都没得吃。我说，那该咋办呢。王远林说，各人有各人的命，他是算命的，可能自己晓得吧。王远林眼里有些失落，似乎不光因为先生。我猜王远林大概找过他，也大概被他拒绝了帮助。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两天后的赶集日。我陪王远林去镇上拿药，路过镇外时，才注意到有个工地。那里之前是个收费站，私人的。问王远林，他说，听说过段时间有个领导要下来，被取缔了。我说，那现在修的是啥？王远林说，主席像。我说，这么突兀。王远林说，咱们这以前来过红军部队，有红色遗址，趁这机会，看看能不能搞搞旅游业。我说，穷山恶水，有啥可游的。那几个石匠光着膀子，大汗淋漓，在烈日下抡着锤子，主席的腿已经有了雏形。王远林也看了一会儿，说，总比当农民好，世世代代，都是农民遭罪，所以你龟儿子要好生读书。
拿完药回去时，我和王远林看见了先生，在那座没修好的雕像边，旁边还放着些看得出人形的石头，大概是战士。一个年轻男人站在战士旁，满脸无奈，先生的衣服依旧很干净，正当着众人的面，缓缓跪下，给年轻男人磕了两个头。王远林似乎认得年轻男人，喊了声名字，身体像是突然有了劲，冲了过去。先生伏地不起，王远林想拉他，他依旧伏地，僵持着，身体微微颤抖。男人对王远林说，叔，你看嘛。王远林瞪了他一眼，说，把你妈叫来。男人说，你把天王老子叫来，那也是我的房子。王远林说，先生，起来，再给你找一家。先生沉默，终于起身，衣前和膝盖处都是雪白的灰尘，左眼十分可怖，右眼也垂着，没有从前那种光亮。我从没见过先生这么窘迫的样子。
男人是旅馆老板的儿子。旅馆老板是个大妈，算起来跟王远林还是远亲。房产证写的是男人的名字，男人在外打工，大妈在家没事做，就把房子隔了几间，做成旅馆，算个营生。男人漂泊数年，带回一个外地女人，说要结婚，要重修房子，钱不够，希望母亲能帮衬些许。这样一来，旅馆是不能开了。男人查阅账本时，发现先生欠了近两千块，于是逼他还钱，大妈讲了情况，说算了，男人不干，一定要他还，并且要他立马搬出去。大妈帮不了忙，只好悄悄让先生走，先生大概下意识想往王远林家走，所以会路过雕像，没想到刚到镇外，就被男人追上了。
王远林帮先生还了这笔钱，又在镇上另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月房间。先生像个孩子一样局促，甚至忘记了道谢。他对王远林说，我没想跑。王远林说，晓得。先生说，钱我想办法还给你，我给你打个欠条。王远林说，算了，记得还就行。先生沉默着。
回到家，我问王远林，这么多钱，你不怕他跑了？王远林说，莫给你妈讲。我说，他肯定要跑。王远林有些生气的样子，说，老子的钱，有你们卵事。
那顿酒王远林喝得很沉闷，我猜他心里也没底。我却很受触动。那时我成绩很差，初中即将毕业，很多同学都选择出去打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羡慕先生醉酒那晚的样子，但又很害怕成为他下跪那刻的样子。夜里，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活成这样呢。我想也许有什么在指引他，也许是不为人知的往事，也许是神灵，也许是那本算命书。可指引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我如何也想不通。那次离开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先生。
初中毕业后，我辍了学，准备去广州打工。回小镇看望王远林时，先生已经消失了。听王远林说，先生离开那天，一切如常，他把旅馆的小房间打扫一遍，把床铺和枕头整理得很平整，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提着他的布袋，里面是一套换洗衣服和书，一路上跟人微笑着打招呼，在江边坐了很久，起身，不知道去了哪个方向，从此再也没出现过。王远林的那笔钱自然也要不回来了，但他似乎不怎么失落，心情反而很畅快，非要拉着我喝酒。我说我不喝。王远林说，挣钱了，你就是个男人了，男人得喝点。于是我陪他喝了两口，喉咙火辣辣的，实在不喜欢。王远林倒是喝了很多，喝完，躺在院子的凉椅上吹风，哼着小曲。我说，你念经呢。王远林说，你懂锤子，这是嘉陵江上的歌，这都是我爸爸那辈人传下来的。我说，啥？王远林说，出川。
我定神细听，实在听不出唱的什么，只有两句比较像中国话。娃儿，克（去）寻呀。娃儿，出川呀。嘉陵江水奔涌着，时而沉闷，时而嘹亮，跟王远林的歌声遥遥呼应，竟然有种奇异的美感，像咏叹。那年我十四岁，即将出川，走向新的世界，寻找一种没有意义的意义，星空下的世界之大，比肚子里的酒精更让我恍惚。王远林的歌声和水声相融，我忽然想起了沉默出现又沉默离开的先生，他的背影在宽阔的公路上渐行渐远，与黑夜融为一体，不知去向何处。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辽阔。
广东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个未成年人在日夜轰鸣的工厂里生活，会迅速衰老。我后来在网吧查过王远林那天唱的那首歌，资料很少，我翻了几十页才看到，是上世纪流传在嘉陵江上的民谣。讲述了一个少年出川寻找母亲的故事。乱世里，少年某夜忽然梦到自己从未谋面的母亲，决定出川寻找，而他的母亲正躺在烈日下，饿死的尸体被野狗吃得所剩无几。所以他寻找的只是一个虚无的母亲。可他为此而活。
我在广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那里地处三市交界，遍地厂房，游荡着打工者、妓女、混混、病人，人们遵守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更多靠生存法则的约束。工业区的机器彻夜轰鸣，宛如巨兽，吞噬了我们的一个个白天和一个个黑夜。工业区外就是高楼，像旗帜一样矗立在云层下，无限接近天空，夜里走出厂房，常常能看到那些写字楼反射的月光。我常常幻想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离云层更近，他们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