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搜索
我沿着煤渣路回教导队的时候，山里开始起雾，远远近近、扑朔迷离，让我觉得自己是走在幽深寂寞的湖底。在这个清寒的夜晚，我很难过，但我不后悔，毕竟这条路，这身军装，值得我的割舍。
我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1952年的秋天，我爷爷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而我母亲被推进产房的时候，父亲也正在四川理塘的深山里搜寻一伙乱民。读幼儿园的时候，父母的朋友都说，你长大以后一定也是个军人。我的小学同学，有很多直到现在都还以为我叫“李政委”，而不是“李正伟”。这些往事，或许就是我人生的伏笔，或许我的人生早就已经注定，要穿着这身军装老去，就像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毕竟我的根就是军人啊。
可是，我曾经非常讨厌军装。从我记事起，母亲一年四季都穿着父亲改小的军装。母亲当时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不是军人。但是奶奶病多，家里日子拮据，她只有军装可穿。每次学校有活动，其他同学的爸爸妈妈都衣冠楚楚，只有我的父母穿一身难看的军装。同学都嘲笑我，我就回家冲妈妈发脾气，你为什么不穿花裙子、高跟鞋，然后再吃尽父亲的巴掌、拳头。
等到母亲不再穿军装，我又开始做不着边际的文学梦。说来也怪，在我长大成人的日子里，我向往过那么多东西，美术、武术、篮球、音乐，唯独这个文学梦做到了纹丝不动、历久弥新。可是，高二文理分班的时候，父亲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出了文科班级。其实，父亲让我学理并没有错，我的物理化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第一，历史政治却怎么背也只能勉强及格。但我那时候不这么想，我那时侯一心想学文，考中文系，然后当作家，一鸣惊人。我觉得父亲的自私自利毁了我的一切……他对我的教育从来都是“好好学习，考国防科技大学!”于是，我开始迟到旷课，和他作对。呵，那些年少强说愁的日子!
父亲沉默地容忍了我小半年，就把我送进了部队。我被卡车拉走那天，正好是我的十五岁生日。母亲站在卡车下送我，我看她，她却故意不看我，扭过头去和别的家长说话，直到车子开动，才和我不约而同地流下眼泪。
在部队，我从来不给父亲写信，电话也只打给母亲。可我又离不了父亲，要是没有父亲，我只怕是新兵集训的时候，就已经被老班长们擂成烂泥。集训结束后，我被警卫连一辆老旧的吉普车拉进了山里的一处边防哨卡。和我一起去哨卡的，是两个山东兵，他们两个都姓张，当时都不满十八岁。我们上山后，独守在哨卡的中士就下山考学去了。
连里让我当了班长，但那两个山东兵根本不听我的。我自然清楚这个中原由，论实力，我也确实不够班长的格。我底气不足，不敢也不想管他们。我们一起在哨卡里呆了五个月，私下说过的话加起来只怕还没有十五句。
那段日子，除了母亲、同学的来信，沈从文的《边城》就是我全部的精神寄托。那本被我摸得发黄的小册子，今年寒假的时候又被我从书柜里翻了出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篇小说了，现在重新读它，我十分诧异地在里面找到了“顺顺”，这个名字!我看着“顺顺”，看着自己留在字里行间的一个个指纹，我看见了时间的流逝。我想起了在哨卡，我对那两个山东兵满心的怨恨。可我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曾恨过他们。就在那年的秋天，他们误食了山里有毒的野果，永远地留在了列兵的位置上。卫生队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停止呼吸。后来，那个姓陈的军医告诉我，他们吃的是一种叫“红眼睛”的果子，含有剧毒。再后来，在第二年，我请教山上的老乡，才得知那座山上在秋天成熟的野果，百分之八十都有毒，而其中又有百分之三十有剧毒。
为了这事，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被革职，提前转业。为了这事，父亲和母亲来哨卡看过我一次。为了这事，我再没能在连队里抬起头做人。但也是为了这事，我认识了北班。
北班来到哨卡后，说的第一句话就这么长：“他妈妈的，我看这哨卡还不赖!这东西北三面的土墙粉得够白……呃，我说，你这窗玻璃擦得可不够亮……我告诉你，这屋顶是麦佶泥做的，每三年就得重做一次……他妈妈的，这炕也整在南窗下啊，和我老家的一模一样，我靠!我们老北京的房子都这样……你说，这像不像个家?”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进进出出地把哨卡看了遍，然后在我面前站定。我坐在木凳上，有点惶恐地抬头看他。我想他一定奉其他人的指使，要给我一个下马威了，可是，他竟然冲我笑了!
这个满脸青春痘、满口白牙的人叫甘以文，北京兵。因为我们警卫连当时就他一个北京兵，又是班长，所以大家叫他北班。他说：“他妈妈的，那些南方兵都以为我叫‘白以文’!”
我听到他这句话，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丝亲切。后来，我又得知，他父亲就是某某某……却原来，他也是个关系兵，在警卫连也经常穿小鞋，所以主动要求来哨卡。却原来，他也是念到高二参的军，他父亲也经常教育他要考学……我惊觉我们竟然有着如此相近的血缘，激动得想哭。自从那两个山东兵出事以后，我一直一直是孤立无援、惶恐不安地度日，可现在，我找到了北班，一个和我……该怎么说呢，一个和我仿佛先天就注定要亲密的人吗。
我词不达意地说给他听：“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亲人，甚至更亲。”
北班先没说什么，低头笑了笑，又粗鲁地扯我耳朵、撸我长长了的头发，才说：“因为我们都是关系兵?”
他又说：“你晓得吗，我是近视眼，打靶的时候把连长气得不行不行的。他问我，你眼睛这么烂，怎么考上兵的?”
我心想，当然是因为你爸爸是某某某了!
“我说，因为我记忆力好。连长奇了，问记忆力好能当眼睛使?我说，报告连长，我记忆力好，所以体检前，把视力表全背下来了!”
我笑了。那是我走进部队以后，第一次那么开心地大笑，哈哈哈哈，笑得肚子都疼。我和北班呆在哨卡的日子算来并不长，从秋天到春天，前后不到五个月。关于那段时光，我一直想找个词来形容，却一直没能找到。用相依为命吗，好像夸大了一些;用无忧无虑吗，又好像没那么单纯;用亲密无间吧，我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能表达;或者还是用北班那句话最合适，“我们好得不行不行了!”
我们真的有那么要好，不过，我当时还是小心眼地在心里，默默记下了他的两个不是。他总喜欢跟我说：“部队真好，以后我们一起考学，一起下连队，我当连长，你当指导员，再一起提干，坐小车，带着司机、警卫员。”每当他说起这些，我就故意找话岔开。我心想，部队有什么好，又为什么是我当指导员，你当连长?当然，这些小肚鸡肠，我从来没有说出来过。
另外一次是在除夕那天晚上，北班突然说：“等明年夏天，等那些果子再长出来，我们去把它们一个个查清楚，哪些有毒，哪些没毒，再写成书印个百十本。等有新兵来，给他们一人发一本。怎样?”尽管我后来确实照他的设想，做了这件事，但那时候他已经不在哨卡。我和战友们漫山遍野辨认野果的时候，总会想起他，忿忿地、酸酸地，心情特别复杂。
我们是在三月底离开的哨卡。当时新兵刚下连队，我们哨卡来了三个新兵，其中一个还和我同姓。他们来了，我和北班就下了山。听说部队政策变了，从我们这年兵起要改成两年制兵役。所以，和头年那个中士一样，我们也是去学员队参加补习班，准备迎接七月初的全军统考。
北班很开心，他站在哨卡门口大喊：“他妈妈的，你这座没有人气的大山，我终于要离开你了!再见!再见!再见!”
我和三个新兵坐在屋里，听到他的话都很不愉快。我根本不想去什么补习班，也根本不想考学，我当时只想这样呆在哨卡里，永不下山。
学员队在城郊，是一栋三层楼高的建筑，我们男兵八十、女兵二十，全部住在里面。一楼、二楼是男兵区队，三楼是女兵区队。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和女兵那边的区队长坐在了一起。她叫谈顺顺，很奇怪的名字。我当时刚刚长到170，是男兵里面最矮的，谈顺顺差不多也有170，是女兵里面最高的。她坐在我旁边，下课的时候很少出去，老爱找我说话。她经常问北班这北班那，我想她一定很喜欢北班。
其实不光她，很多女兵都喜欢北班，还给北班取了个绰号叫“过儿”，说他很像当时电视剧《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但是，男兵这边却说谈顺顺是在追我。我们这百来号人，来自三个省，偏偏从我们警卫连来的人竟然有六个，他们可是都知道我底细的啊。我战战兢兢地做人，实在不想卷进这些是非。为了躲开谈顺顺，一下课我就跑出教室，甚至连北班也干脆减少了联系。那时候，他分在五班做班长，我分在一班，不在一个区队。上课的时候，我坐男兵的第一排，他坐最后一排，也无从交流。渐渐地，关系就真的淡了很多。我后来还是听班里其他人熄灯后议论，才得知美女谈顺顺和北班“好起来了”。但我不想去关心，因为这时候，我突然被任命，做了英语课代课老师。
我们原来的老师，在来学员队的路上淋了场雨，病了。也不知道队长是怎么晓得我的英语还行，就让我代课。我的英语好，是我母亲吃馒头稀饭，供我读建桥少儿英语得来的。那时候，我的小学同学就我一人念这个班，足见我母亲对我花费的苦心。
我当代课老师的第一天，出乎意料，大家对我非常接受，都说我比以前的老师讲得好!在那两个山东兵的事情以后，我以为我这辈子，至少是在部队的日子已经不可救药，可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重新抬头挺胸的机会!我对这个机会珍惜得不行，于是一改过去的孤僻，开始随时随地，尽可能地讨好每一个人，但除了北班。或许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北班不需要这份讨好，也可能还为了点别的原因，总之我对每一个人都好了，甚至对谈顺顺也不再刻意疏远，唯独对北班，我从来不去找他，他找到我，我也没有多少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