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同志小说《荼蘼开在燕园西》-第11章
寒冷演变钢笔
1 年前

汪静一进门,立刻和陈宇翔两人大呼小叫地问候起来,本该授受不亲的两人挨在一块搂搂抱抱,显得甚是亲昵。

“谁准你动我的女人了?”舒克笑说,一边到客厅东北角上搬了一把折叠椅过来,展开放在了自己座位旁边。317的厅里靠着公用柜的一角放了四五张折叠椅,不知道是陈宇翔从哪里搞来的,若没有它们,317作为一个重要社交枢纽的地位恐怕要下降许多。

汪静到折叠椅上坐下,白了舒克一眼:“你的女人?只怕……”

汪静话说到一半,自己停下了,面露微笑,把后半句咽了下去。她本来是想说“只怕你没有那个功能吧”,调侃舒克一下,但突然想到陈宇翔并不知道舒克的事情,在场还有个陌生人,317的大门也没有关,于是便施展自制力,只是一个人默不作声地坏笑,又给舒克使了个眼色陈宇翔“啧啧”了两声,叹道:“你们这两个人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啊?汪静,我跟你说,上个学期就有好几个长得很不错的ABC跟我打听你呢,你可不要太迷恋舒克这一根又‘龟毛’又挑剔的小草,外面可是有一大片森林哦!”

汪静甩了甩头发,佯叹了一口气,指着舒克道:“我是打算去森林里转转的,怎奈这一位使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伎俩来,非说我走了他就不活了——我没辙,只好再跟他耗着呗!你回头跟长得很不错的ABC们放出话去,他们谁替我搞定了舒克,我就考虑把他的名字加到老娘的waiting list里。”

舒克不屑地“呿”了一声,说:“得了吧你,爱祸害谁祸害谁去。真要是有谁该倒霉,被你选上,我见天地放炮撒盐还来不及呢,我还上吊呢我还!还‘去森林里转转’,你以为是采蘑菇的小女孩啊?别蘑菇没采下来,采一手外国‘蘑菇水’回来。”

舒克此言一出,众人皆大笑,汪静一边捶着舒克的肩膀,一边也笑得伏在了餐桌上,惟有吴杰生跟着大家笑了一会儿,突然扭头问道:“什么意思?”

就在舒克跟吴杰生详细地解释“蘑菇”和“蘑菇水”背后的隐喻时,又有人走进了317房间。

来者二人,一人胖,一人矮。

胖的那位叫郑克文,上一届法学院学生会的“幕僚长”。幕僚长一词来自白宫,是美国总统的总决策顾问,虽无煊赫昭著的官职,但权力极大,尤其当总统本身的智商不高的时候,幕僚长权倾朝野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郑克文便是这么一个大权在握的幕僚长,上届院会的大政方针(如果法学院学生会真的有什么大政的话)几乎咸出于郑。郑克文是陈宇翔的台北同乡,自称在联考时考上了台大法律系,但出于对北大的向往,弃台北,投北京,一时间在北大法学院传为佳话——其真实性无从考,既无人能证实,也无人能证伪,善良的群众们便宁可信其有了。

矮的那位叫王匙,正是上届法学院学生会那位本身智商不太高的主席。其实说他矮,并不大公平,他和郑克文其实一样高的(或者一样矮),只是郑克文还兼有胖的特征,因此只好把矮字加到了他的头上。王匙是在澳洲出生的,父母都是移居澳洲的北京人,但听说都是挣工资的知识分子,不是贪了污受了贿或者发了不义之财躲到大洋洲去花天酒地的土财主,所以家境一般。王匙虽不高,但脸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沾染了西方人爱健身的陋习,练了一身好肌肉,因此在学生会主席选举的时候占了个大便宜。

王匙和郑克文其实眼下正和陈宇翔交恶,互相之间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说过话,今天不知是哪阵风把他们吹过来了(必是狂风,否则难以吹动郑克文)。

王匙郑克文与陈宇翔的交恶源自于本届学生会的主席选举。王匙和郑克文是“民主派”,坚持主席必须民选产生,反对院方指定,为此还曾发动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并组织过数次不成功的静坐活动(因为法学院的学生多是现实主义的势利眼,有太多“有用”的事情要做,多不大愿意为了前任学生会主席的理想而坐)。舒克倒是觉得,既然这两人对民主有如此执着的信念,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们,只他们两个人也应当上北树广场绝食抗议去——尤其考虑到郑克文对食物的需求,这示威还是会有“分量”的。而内定派并不示弱,反唇相讥,说上届学生会言必称民主,其实根本就是缺乏组织能力,罔顾学院和学生的利益,比如上一年的新生杯辩论赛,竟然不进行正规选拔就组织“民主初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果不是张晓雷带领的辩论队实力超群,法学院很可能就会丢掉已经蝉联了三届的冠军头衔!舒克一度惊讶于内定派这样驴唇不对马嘴、偷天换日的反驳,居然拿出了辩论队作为例子,但仔细想想也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吃惊的——政治嘛,有理就在声高,管它合不合逻辑呢!

基于某些为舒克这等草民所不知道的原因,上学期法学院最终“等额选举”——换言之,内定了本届学生会的主席——也就是站在南门口和张晓雷一起迎新的那位黑黑矮矮的学姐周华。王匙郑克文当然不甘示弱,又在院内发起了“抵制非法学生会”的连署活动。这一次倒真有不少人在老主席制作的“血书”(实际上就是拿红笔在白床单上写的)上签了名,那时多数人的想法和舒克类似——虽然对院会主席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不大在意,但心里都觉得法学院不该连让学生选学生会主席的气量都没有。

王匙和郑克文当时拿到了将近一百个签名。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心存幻想,以为可以借此向法学院施压重选学生会主席,一时间意气风发,一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转眼间就可以逆转江河颠倒乾坤的架势。但周华既然能有搞定院里的能耐,必然也不是吃素的,自从当选以后,便积极游说法学院的各路活跃力量,争取其支持。周华身为侯任主席,有一项王匙和郑克文所不能比的优势——她“组阁权”在握,手里有十几个副主席和部长的空缺可以用来交换。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谁还管民选不民选啊,不过就是美帝用来和平演变我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阴谋罢了。

陈宇翔作为大一留学生中的旗帜人物,又是王匙那一届学生会的主要幕僚,此前被公认为“民主派”的大护法,因此被周华一眼相中,成了她的主要游说目标之一。周华祭出了副主席的法宝,极力劝说陈宇翔弃暗投明,而陈宇翔也是个没有信仰的机会主义者,一口答应下来,消息传出,王郑震怒,于是两边从此交恶。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一下谦谦君子陈宇翔在北大精明的经营之道。

陈宇翔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倾心结交,被他称作“我在中国大陆最好朋友”的北大学生起码有三十个以上——但你要是以为他只是天性如此,好交朋友,那就大错特错了。陈宇翔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另一个舒克,天生的牛心古怪,评论别人相当刻薄——这也是他们俩总有话聊的原因之一;但陈宇翔比舒克“高招”的地方在于,不管他心里是否喜欢一个人,他总有本事让对方觉得自己是真心喜欢他,乃至于是他在“中国大陆最好的朋友”。

陈宇翔之所以要大力地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和他在北大的整体经营策略是分不开的。陈宇翔心知肚明自己要和北大的大陆学生在成绩上一拼短长是不可能的,他得以己之上驷,对彼之下驷。再则,他们陈家世代经商,深知在神州大地成功的要诀——成绩、聪明算得了什么?“关系”才是王道!而这江湖秘笈想必也传给了陈家的第三代长孙陈宇翔。

除了在与人交往中下足功夫之外,陈宇翔也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利益的参与,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难以开花结果的。他必须有可以和别人交换的东西。为此,陈宇翔做了两件事:第一,支持留学生,尤其是港台学生,在各学生组织中掌权。陈宇翔为有志于此的港台学生提供“智库”服务,人际网络和物质支持——这帮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他的嫡系,一旦上位,就可以让陈宇翔在本人不抛头露面不成为舆论焦点的前提下坐享其成;第二,成立“两岸协会”。陈宇翔在台湾期间曾经给几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当过学生助理,又凭借其家族的影响力,打开了自己在台湾政府中的人脉,“陆委会”里负责两岸交往的很多官员都和他熟识(至少据他宣称是这样)。陈宇翔到了北大以后,立刻成立了一个名为“两岸协会”的学生社团,并以此为名义到校台办,区台办,市台办挨个拜码头,最后狐假虎威地一路拜到中央,又顺利打开了在祖国大陆的局面。

陈宇翔用了半年的时间,成功为两岸协会争取到了每年十个人的赴台名额——这在陆客赴台旅游尚未开放的年代是极其稀缺的资源。这么一来,他便掌握了一个可用以交换的重大利益。陈宇翔非常精心地分配这十个名额——因为稀缺,所以必须分配给对他来说最有用的人,比如校领导、任课老师、太子党、模联、SICA和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本协会的骨干成员等等。终其大学四年,位列陈宇翔“在中国大陆最最最好朋友”榜前列的舒克和汪静都从没沾上过陈宇翔台湾团的光,尽管他们都曾听陈宇翔凭空许诺过多次——这也不能怪人家宇翔,这本来就是个交换型的好处,既然你没有可以以物易物的资本,也就没有凭空得到好处的资格

舒克曾经跟张晓雷抱怨过陈宇翔的缺乏真诚,让人和他的关系越近,越觉得这人心思难测,以至于会生出各种笑里是否藏刀、绵里或许藏针的联想来。但张晓雷对此倒十分看得开:“或许这本来就是社会上人的真实面目,陈宇翔只是比你我早一步踏入了这个真实的社会而已。另外,我爸就常说,你能看见一个人为了利益而接近你,这种人反而是安全的;那种看不清楚他想要什么,莫名地对你好,反倒是要警惕——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兄弟,就例外了!”

张晓雷对陈宇翔的总体评价是:“陈宇翔是个强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这样的人,可以当做朋友交往,也可以当做老师学习,但只是可惜,当不了两姓兄弟。重利的人是永远做不到两肋插刀、义气干云的。”当然,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合理地期待另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两姓兄弟”就是了。

舒克听了这话,似懂非懂。他那时还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世界上的人,都不是非好即坏的。人人都会有缺点,都会有让你不喜欢的地方;而人和人最后是否能够结为莫逆,往往不在于他们对彼此的优点有多么欣赏,而在于他们对彼此的缺点能忍受到什么程度。这一规律被舒克的一位师兄樊书伟称之为:人际交往的短板原理。

陈宇翔一见了王郑二人,殷勤和喜悦简直要从五窍中喷薄而出。他几乎跌下餐椅,趋步上前迎接,口称:“王哥!郑哥!”

王匙冲他微笑着点了点头,郑克文面无表情地跟在王匙后面,说:“刚开学就开party,陈副主席蛮有兴致的嘛!”

陈宇翔满脸堆笑,两只眼睛各自挤成了一条小缝,连连摆手,作慌张状,道:“郑哥不要笑话我了啦!什么副主席,都是唬烂的啦!是他们一定要在留学生里面搞一个代表出来——你也知道的,他们大陆人嘛,‘三个代表’啦!郑哥要是再看我不顺眼我真的是要下跪了!”

陈宇翔作势要倒,王匙赶紧把他拉起,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介别介,要做就好好做。咱们毕竟还是自己人,都还是希望你能做好,给勺园争光。有什么事张口,我们能帮的忙尽量帮。”

王匙环视在座的众人,特地冲张晓雷点了点头——张晓雷为上届院会出力不少,在师兄师姐眼里是不分派系广受欢迎的好学弟,又说:“我们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打扰你们happy了。咱们保持联系。”

王匙不知道是冲谁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和陈宇翔很兄弟地握了握手,便跟着郑克文走出了317的房门。郑克文除了进门前不阴不阳地刺了陈宇翔一句之外,再没说第二句话,这会儿在王匙前面,头也不回地走了。

舒克觉得郑克文有时自视过高,对自己认定的价值体系过于固执,身上有种旧文人的酸腐之气,但是,打心底里,他还是敬佩郑的学识。大一的时候,舒克曾在317茶社和郑克文谈论过托克维尔,郑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许多理解可称得上是真知灼见,直到毕业多年之后依然影响着舒克的政治见解。这种艰涩的话题是舒克很难和郑克文以外的朋友谈及的——汪静对西方政治哲学知之甚少,张晓雷喜欢钻研政治的现象而非本质,刘壮壮只喜欢“赫鲁晓夫同志和猪在一起”和“勃涅日列夫同志在波兰”之类的政治笑话,更别提喜欢看厚黑学教材的陈宇翔了。

别看舒克对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但如果别人身上有醒目的长处——尤其是远远地长于他的长处(哪怕是那话儿超长呢),那他是会真心钦服的。舒克心中有着极强烈的强者崇拜,而对内嵌于儒家文化中的失败者同情不屑一顾。譬如关云长败走麦城,譬如诸葛亮星陨五丈原,譬如楚霸王乌江自刎,譬如崇祯帝自吊煤山——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用一种惋惜的语气一遍遍地重复这些故事,千千万人听得久了,人心颓堕,忘了争强好胜,才一败再败,最终生长出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得过且过的奴性。

反观近代以来成功的民族,没有像中国人这么喜欢loser的。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纪念的都是成功的征服者和反抗者——于是强者愈强;只有中国人,时不时就打开自己古老的伤口,空叹息樯橹灰飞烟灭,做几首英雄迟暮的酸诗,那真是活该你被别人打趴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

舒克喜欢那些比自己强大的人,无论他是比自己跑得快,比自己看问题看得透彻,还是比自己更擅长和他人交往——好像陈宇翔和张晓雷那样。对于强大的人,舒克是愿意容忍他们的缺点的。俾斯麦和织田信长也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不是吗?

陈宇翔大一的时候和王匙、郑克文的关系只能用“亲密无间”来形容——后者曾经是317茶社的常客,凭借学生会的资源也曾经给过陈宇翔很多帮助和提携。后来陈宇翔突然反出“民主派”,当上了新学生会的副主席,这事别说是郑克文不能理解,连舒克都在心里暗暗地有些嘀咕。

舒克觉得,不管对错,人总还是该有些坚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一件事情比另一件事情对自己更有好处,就可以放弃先前的坚持,那他以后自然也会为了其他更大的好处放弃他现在的坚持,循环往复,就变成了没有坚持的人。和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的人长期相处,对于舒克这种一根筋的人来说,是不大吃得消的。

但是,这个曾经“背叛”过老战友的、和舒克一样只有大二的陈宇翔,的的确确是舒克见过的,同年龄中,在北大混得最成功的人。如今陈宇翔不但身兼院会副主席和两岸协会创始主席二职,同时还是北大模联和SICA的核心成员(都是通过他用两岸协会的资源和对方交换来的),又担任马来西亚留学生总会的副会长,居然还在为台湾立法委员和国台办之间的交往牵线搭桥——这要还不能称之为“成功人士”,舒克都不知道大学生里的成功人士是什么样子的了。舒克真心佩服他达成这些目标的手腕,在他眼中,陈宇翔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强者

陈宇翔的强大,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在方方面面或好或坏地影响了舒克;而舒克的反作用力,也在另一些方面深刻地改变了陈宇翔。但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