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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老虎发威了，湖上好像挂着九个太阳，把一切都晒得垮塌。船上照旧热得不可开交，人心也在发毛。
每天夜里，我都没有安生觉，床边虽然摆了冰块，却感觉眼前这张皱巴巴的布帘后头，始终有什么东西，正在沸腾。
布帘后头是不安分的老爹，他变得比那只粪桶还要龌龊。
不晓得哪个脏鬼借给了他一台小巧的电视机，还在渔船的屋顶上，架起了铁锅一样的天线。
每天深夜，他抱紧这台电视，离不得这台电视。
我从布帘缝里，瞥过去一眼，电视画面里出现大洋马的外国女人，吊挂着两颗柚子似的乳房，跳着裸舞。
还有更要命的事发生了，但凡他手头的经济有些盈余，便引着一个肥婆上船，每次都语字不清地喊：晓美，你外头寻会儿东西去，我跟你姨娘研究事情。
哪来的姨娘？研究什么事情？龌龊的老爹当我是三岁半！肥婆就是乌龟山的船妓。
乌龟山是湖里的一座小岛，很多年前，岛上埋过不少无名的尸骨，大多是洪水里死掉的灾民，岛上的竹丛有不少无碑的坟。岛上不常有人，渔民嫌晦气，打渔也要绕着走。
最近两年，岛边多出来七八条渔船，船上都是妇女。她们大多是同一种模样，烫着泡面卷发，蓝墨水纹的眉毛，嘴巴因为上了年纪，涂上鱼血一样的口红后变成了灰紫色。
夜里总有渔民上她们的船，船上罩着油布蓬，扁担长的船身被这顶蓬子遮去了大半。
船头摆着烟酒，船尾是灶台，蓬里有铺盖。妇女们将男人拉进来过夜，船身将水面压出稠密的波浪。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住，去找宋丽。
她家就在不远处，一条住家船斜躺在湖面，废旧的竹篙和破烂的脸盆零落地散在水边。
船体虽然破旧，但上面摆满了泡沫箱子，栽着各样的鲜花。远处一瞧，以为是个鲜花小岛。
“你想不想捞外快？”
“哪有外快捞？”
“你跟我走吧！我要拼命赚钱，我要去找我老娘。”宋丽一脚踏上了木划子，我带着她去了西沙口。
西沙口是一个废弃的沙场，一架生锈的扬沙机竖在那儿，周围长了成排的柳树。人要是不小心钻进去，蛛网会把人的脸糊住。
树林里藏着一艘架空的废船，六米多的水泥船体上盖着一栋木屋，刷的绿漆还很新。
前些天，我发现湖面漂着不少矿泉水瓶子，顺着水路过来，捡了半麻袋，抬头时，忽然发现了这个木屋。
“你看，船尾堆着好多麻袋，都是矿泉水瓶子。那天，我捡了半麻袋，应该是湖风吹过来的。”
我指给宋丽看。
“被风吹下来的，我们可以捡。但船上那些，是人家攒下来的，弄回去就成了偷。”
宋丽准备掉头回去，我用竹篙拦住她，小声说：
“船上没住人。”
“没住人哪来这些矿泉水瓶子？”
“他们都不是人。”
我发现船屋的那天，当然也发现了这些矿泉水瓶子。我上船后，如果没有朝船屋内偷瞄一眼，这些瓶子早都被我弄走了，也就没有“好处”分享给宋丽了。我带她来，主要是壮胆，况且她有弹弓，船上碰见了脏东西，可以反击。
眼下，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我拉着宋丽上船。我俩轻手轻脚，走到窗户边，张望着屋内。
屋内的景象十分骇人，十多平米的空间内，住了4个人。床上坐着一个“骷髅鬼”的男人，瘦得不能再瘦；地上有个直不起背的女人像鸭子一样挪动，费劲好半天只是为了喝一口水；一个面部僵硬、眼皮下拉、牙齿外翻的女人跪在一本经书前，吐字不清地念经文；还有一个四肢萎缩的男人斜躺着，似睡非睡。
“我没骗你吧。我是胆子小，不然这堆瓶子早都弄回去了。”
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宋丽却不见半点害怕，只有眉头紧了起来。
“他们哪里不是人，他们都是病人，这些瓶子我们不能要。”
我生气了，赌气说：“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晓得他们是病人？带你来什么用没有！”
“你捡人家的瓶子，都还回来！”
“凭什么！就不还。你只有九根手指，你也是怪物，你们一起搭伙吧！”
我撑开木划子，准备走，屁股忽然火辣辣地疼。我回过身，宋丽正拉开着那把弹弓。
没等我缓过来劲，一颗石子又袭击在我的肚子上。
我哭了，捂紧肚子，蹲着叫骂：
“宋丽，你白眼狼！你全家都当淹死鬼！”
骂着骂着，我的嘴皮子变成了机关枪，肚子里的苦水都是子弹。
“我要离家出走，我老爹龌龊，我老爹要得艾滋病了，我要找我老娘……我需要钱！”
船上的怪人听见了响声，出来一位面善的大姐。她是这条船的主人，刚才正在灶头发面，准备一家人的晚餐。听到吵闹，出来查问。
大姐问：是不是被我家人吓到了，不哭了不哭了。
大姐说，一家人都有遗传病，原本住在城里的小区，也是因为太吓人，索性买了这条船，安顿在这片柳树林里。
我们不敢说明来意，我也只好不哭，只能撑着木划子，慌忙离开。心底也开始涌上悔意，好端端的一家人，怎么就被我当作了鬼。到了湖中心，各种情绪搅得人难受，我又哭了，哭了十多分钟。宋丽也不来哄，等我哭得实在没力气了，我们便和好了。
宋丽问我：“你老爹怎么得艾滋病了？”
我说：我从《生理卫生》上看的，他把乌龟山的女人搞上了船。
《生理卫生》是我捡来的书。一整个下午，我和宋丽都在研究这本书，最后得出来结论：
我老爹没得混了，早晚得艾滋。
宋丽担心我的处境，我跟她说只要凑够 200 块车费，我就可以坐火车去北京，去找我娘。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盖了一栋别墅，在院子里吃饭就能望见***。我去找她，就可以留在北京上学。
宋丽在家翻箱倒柜，找出来 20 块钱，塞进我的手心。
“还差多少？”“150。”
“一时半会儿是凑不齐了，不行，你再等等，咸货厂给我结了工资，我送你坐火车。”
这是 99 年，150 块钱是个大数，宋丽杀 50 条鱼才赚一块钱。
我瞥见她腰间的弹弓，忽然想起前不久猎鸟的事。
那天，湖岸的树林钻进了鸟群，宋丽带我去猎鸟。鸟很大很漂亮，优雅地站在树上。弹弓射程不够，我们只得到几片水鸟的羽毛。
“我要是有把气枪就好了，渔区的丁小帽就有一把气枪，他家的船上有一麻袋的鸟骨头。”
丁小帽 15 岁，已是渔区的狠人。无论寒暑，他总戴着一顶线织帽，渔区的人都喊他小帽儿。这是他老娘织给他挡耳朵用的，他的右耳像一坨烧融后又凝固的粉蜡，左耳扇着风，肉嘟嘟地垂着。
据说，小帽儿老爹有天喝醉酒，小帽儿老娘那天又不巧在熨衣服。这片水域，男人都是一个模子刻的，喝醉了酒就喜欢干婆娘。爹娘互殴的时候，小帽儿去帮衬，被老爹一把拎起来，摁住了右脑门。他拿起熨斗，压在了小帽儿的右耳上，熨了有十来秒的，冒烟了，连皮带肉地揭开来，右耳就是这么糊掉了。
小帽儿的耳朵不行，眼神却比旁人的好，端着气枪能打掉 30 米开外的啤酒瓶盖子。他是个枪疯子，吃饭、睡觉、上厕所……随时随地，手头离不得那把木柄开了缝的破枪。
我对宋丽说：“丁小帽他家在岸上卖野味，好像很有钱。”
宋丽疑惑了一下，反问我：“他有钱关我们什么事？他可抠了，鸟屎不见得分我们一泡。”
“走，我带你见个不能见的东西。我们把它卖给丁小帽，他肯定求着买。”
我引着宋丽上了自家的船，老爹跟那个肥婆还在研究事情。
肥婆的肉就像一口破布麻袋，铺得满床都是。老爹正搬运那个麻袋，运到了自己的裆下，将麻袋掰成了两半。
“龌蹉，你老爹蛮龌蹉哦！”
宋丽慌忙捂眼睛。
我们趁着老爹不见消停的时机，去了船尾，撬开了灶台旁的一块船板。里头是一把短小的手枪，用一块红布包裹着，旁边还摆着一只洗衣粉袋子，装着十几发子弹。
“你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宋丽有些吃惊，我来不及跟她解释，把枪丢上了木划子，催她上来，一块儿去寻丁小帽。
我们到了远处，我对她说，枪肯定是我老爹的，我 6 岁开始在灶头烧开水，就发现了这东西。
宋丽说，你爹这么懒，又不打猎，藏这东西干嘛？我说，鬼才晓得，卖给丁小帽将将好。
丁小帽家的船修得像座小洋楼，泊在三里地外的一处浅水湾。船上各个房间的窗户都相当漂亮，装着铝合金边框，包装纸都没拆。
住家船修得这么漂亮，渔区的人都清楚，爹娘肯定要给他讲媳妇了。
我们挨近他的时候，他正在躺椅上午睡，线帽拉下来，盖住了眼睛，胸口摆着那把气枪，脚跟前撂着半个西瓜，里头插住了一把小铁勺。
“小帽儿，小帽儿！”
宋丽大声喊他，他醒不来。宋丽拉开弹弓，一颗石子击中了西瓜里的铁勺。
他醒了。
“拾破烂的，到我家来找什么。我家这么新，没破烂，快滚！”
他朝我们吼了一声，我有些怕他，躲到宋丽身后。她站到木划子的前头，喊道：你那把气枪就是破烂！
丁小帽似乎受了冒犯，端着枪站了起来。我看见气枪的木柄上贴着很多虎皮膏药，上面写着潦草的圆珠笔字，“丁家之宝”、“特种兵专用”。
“信不信老子把你九根手指头打得只剩一根！”
丁小帽把枪对准了宋丽，我吓得发抖，宋丽却不怵，她端起了手枪。丁小帽立刻两眼放光，眼神一跳一跳的，朝我们喊道：你们上船来，让我看看枪。
我们上船，搬了他家的一个西瓜，切开了，一人端着一半，吃瓜消暑。
枪被丁小帽接过去，好像长进了他的手心肉里。
他一边摸一边称赞：好枪呀！好钢呀！我用它能把林子里的野猪打光了。
宋丽说：卖给你。
丁小帽鸡啄米一样地点头。
“说钱说钱，开价开价。”
“150！”我含着一嘴西瓜汁，抢了句话。宋丽狠劲掐了我一下，嫌我报价太低。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正好买得起。”
丁小帽抱着枪，去屋里找钱，没一会儿，塞给我们一大把零钞。我点了点，正好 150。
“子弹呢？给我子弹。”
丁小帽朝我们伸着手，宋丽把我手上的洗衣粉袋子夺了过去。
“子弹是子弹的价，十块一颗。没看电视里演的，两样东西不合价。”
丁小帽为难了，挠耳抓腮，把帽子都揪掉了，头顶心冒出油汪汪的汗。
他那截耳朵也真的吓人。
“有多少颗子弹。”
“十六颗。”
“行行行，我搞定我来搞定。”
他又搬给我们一个瓜，让我们等他片刻。
这点时间，他找了一把梅花起子，将船上的新窗户全部拆了下来。
“统统拉走，做废品卖钱，怎么也值 100。”
说完，他又跟宋丽讨子弹。
“你把那把破枪也搭上。”
“行行行，我搞定我来搞定。”
他把气枪丢到我们的木划子上，又撂过来一袋子铅弹。
物品交割完成，我和宋丽将那些窗框运到了木划子上。丁小帽顾不上帮忙，抱婴儿似的抱着
那把枪。
宋丽忽然问他：
“丁小帽！你第一枪想打什么？”
丁小帽说：“野猪。”
宋丽说：“你别打野猪了，你先把你老爹打了。不然，他回了船，指定剥了你的皮！”丁小帽不以为然，抱着枪，呆顿顿地站着。
我瞅了一眼那艘失去了窗户的住家船，像一张人脸长出疮又烂了孔，相当丑陋。
窗户卖了 164 元，丁小帽付了 150 元，还有宋丽的 20 元。
我们一块数钞票，统共 334 元。宋丽回家找了针线，把 100 元缝在了我的内衣里，200 元车费缝在口袋内衬上，34 块的零头让我塞在包里，随时取用。
我想把 34 块留给她，一番推让，她只留了 4 块钱，要给老娘买药。她把我送到岸上，又陪我走了一段，走得很远。我有些心慌，期盼着她一直陪我走下去。她也有很多不舍，但终于停下脚步，鼓着腮帮，对我说：“我该回去了。”
“你等等。”
我把包里的复读机和磁带掏出来，递给她。
“我到北京会有新的，这个你拿着用吧。”
“行。你快去吧，天黑前指定能到县城的长途车站。”
她又往回走。
我又往前去。
湖滩上扬起沙尘，云彩低垂，湖面蓄满了金汤。我们相隔得越来越远，沉沉的落日背在了彼此的肩上。